宋朝的人口大爆炸，关键变量竟然是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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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讲述的是公元1051年的故事。这一年关注的是宋朝的人口大爆炸。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1年。这是大宋皇祐三年，大辽重熙二十年。这一年，有一件小事，算是大宋朝一个巅峰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朝廷下令减少了两个地方的人头税。先是9月5号，仁宗下诏减少了湖南郴州和永州两个地方的人头税，然后是12月9号，又一道诏书，给福建泉州和漳州，减少了人头税。不要小看这件事。减免人头税，可是宋朝人口大爆炸的直接原因之一。你可能会有点懵，人头税这种税收政策的调整，怎么会导致人口大爆炸呢？恩，它们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是一种非常令人悲伤的、甚至是惨绝人寰的联系。好，这一期《文明》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人头税和大宋朝的人口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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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人头税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的大致的趋势是什么？我简单列一组数字，你来感受一下：

秦朝统一的时候，中国总人口接近4000万，然后天下大乱，人口跌到汉朝初年的1000多万。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又往上慢慢爬升到了将近6000万。然后又是王莽时期的大乱，东汉初年剩下2000万左右。到了东汉末年，又爬到快6000万，然后三国魏晋南北朝，最低谷跌到1600多万。隋朝，恢复到了4000多万。但是隋朝末年又大乱，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只剩下1200多万。然后就是盛唐了嘛，人口往上爬升，到了天宝年间的7000万，这是唐代的顶峰。然后安史之乱爆发，人口在唐末和五代当然还是往下跌的，到了我们现在讲的北宋，没有意外，当然又开始往上爬。

但是意外还是来了，你猜，爬升到了多少？

不是汉朝的顶峰6000万，也不是唐朝的顶峰7000万，如果按照同等面积的疆域来算，也就是把西夏和大辽包括进来，北宋末年居然爬升到了唐朝顶峰的一倍，1.4亿。

这些数字你都不用记，你就留下个印象就行：在北宋之前，中国人口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波动，但是低也低不过1千万，高也高不过7000万。而到了北宋，居然就把这个天花板给顶破了，一下子比盛唐还多了一倍。

你说这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比如说，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了。这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直觉啊：技术推动繁荣嘛。这个原因当然有，比如宋真宗时候，大力推广的占城稻。不仅让老百姓种，皇帝在宫里面也搞试验田，可见有多重视。但是，有学者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的农业新技术都算上，宋代的粮食亩产水平也只比唐代增加了12.5%。别忘了，人口可是翻了一番啊。这点亩产增量，可养活不了这个规模的人口增长。

那你可能会说，是不是因为宋朝的耕地面积扩大了？比如宋代对中国南方地区的充分开发？也肯定有这个原因。但是别忘了，土地和人口的增长，其实是互为因果的。现实情况往往是：人口增长在先，地不够种了，大家才去开发新的耕地，耕地增长在后。耕地增长，只是人口增长得以保持的原因，它很难解释人口大爆发。

那宋代的人口大爆炸，还有什么原因呢？在这本谌旭彬老师写的《大宋繁华》里，我看到了一个原来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这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根非常隐秘、但也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个线索居然是：人头税。

中国古代的税收，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成三类：第一，“人头税”——你家有几口人就交多少税；第二，“土地税”——你家种多少地就交多少税；当然还有第三类“商税”，你家卖多少货就交多少税。我们这里主要看前面两类。

设想一个情境吧，假如现在给你一个大村子让你统治，你来收税，你倾向于收人头税还是土地税？当然是人头税。道理很简单：方便啊。召集大伙开个会：看见这个五大三粗的胖子没？明天，他就代表我到各家收税，只要是喘气儿的人，每人收多少多少钱。不交，这个胖子对你们不客气。这就完了啊。只要这个胖子会数人头，税就收上来了。

或者，干脆不用上门收税。还是召集大伙儿开会，宣布：从明天开始，你们轮班到我的家里和地里干活。结束了。你看，直接征用劳动力，在古代也叫徭役，本质上这也是人头税。

而如果要收土地税，那你可就麻烦大了，得丈量土地吧？土地还要分等级吧？你没有一整套庞大的官僚系统，土地税根本就收不上来。

我们在中学学历史的时候，有过一个印象，说汉朝初年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皇帝拼命给老百姓减税，减到三十税一的程度，老百姓打三十斤粮食，皇上才拿走一斤。这税也太轻了。那实际上呢？

第一，这不是因为皇帝仁慈，而是因为要收土地税，需要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而当时汉朝还没有这个统治能力，所以只好象征性地收收得了。

第二，国家缺收土地税的能力，但是国家也缺钱啊，怎么办？就转头去收好收的人头税啊。

具体的收法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了。反正后来，王莽要篡汉朝皇帝的位嘛，就揭了汉朝皇帝的老底儿。王莽说：什么三十税一！实际上是十税五，老百姓一年的产出，一半都被拿走了！老百姓的负担一点也不低。现在的史学研究也表明：在汉代，人头税居然占到了老百姓纳税负担的九成以上。

好，那会是什么结果？既然家里多一口人，就要多一份税，老百姓就只能不生孩子了啊。甚至还不只是不生，而且是生下来也把孩子杀掉。

你可能听过古代有“二十四孝”，其中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话说汉朝人郭巨，家里太穷了，养儿子，怕耽误自己奉养母亲，两口子一商量，咱就刨个坑把儿子活埋了吧。结果，挖坑的时候居然挖到了金子，这是当孝子的福报啊。就这么一个价值观严重畸形的故事。

咱们且不论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假，你不觉得吗？这事儿不符合常识。父母爱惜孩子，这不只是个情感问题，这是人这个物种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类有一个漫长的哺育期，六岁之前的孩子，基本没有独立求生的能力，都必须在父母的养育下才能存活。不像大多数哺乳动物，像小牛小马，生下来就会跑，依赖父母的时间非常短。所以，人类的基因里面是预设了对孩子的强烈的责任心的。否则，咱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像郭巨这样，亲自下手把孩子活埋，这太违背咱们的物种本能了。

那郭巨埋儿的故事是瞎编吗？也不一定。只要不把它附会成是为了孝顺就解释得通。生下孩子然后又亲手杀死的事儿，不仅有，而且多，不仅多，而且是史不绝书，从秦汉到隋唐的史料中大量出现，而且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生儿不举”，古代没有避孕措施，怀孕了，孩子只能生下来，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养活孩子，那只能亲手抛弃或者杀死。

为什么无法养活孩子？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人头税。

汉元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贡禹，就给皇帝上书说，咱们现在征孩子的人头税是从三岁开始征的，所以老百姓没办法，生了孩子就杀了，“生子辄杀”，这太让人悲痛了。咱能不能稍微缓缓？到7岁的时候，等孩子换牙了，咱再收人头税呢？

是的，如果只是因为家里穷，粮食紧张，父母是很难做出决定，把亲生孩子杀掉的。大人省一口，一家人互相帮衬着，没准就能把孩子抚养大。在古代农耕社会，一个孩子长大了，也是家庭的一个重要资源。

那什么情况下会做出这种反人性的决定呢？只有当父母们面对一个极其恐怖的未来的时候。比如，这个孩子只要长到三岁，他自己一张嘴吃饭，虽然消耗不了多少粮食，但如果因为他，整个家庭就要背上一大笔人头税，甚至成为压垮家庭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为人父母的才会想，算了，我们承受不起，也别让这孩子遭罪了，长痛不如短痛吧……

这就是从秦朝到隋唐，中国人口很难突破7000万天花板的原因。不是不能生，也不一定是因为养不起，而是因为朝廷的人头税，让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太低了。

那怎么办呢？如果遇到好官，会一边禁止老百姓杀孩子，一边帮着想想办法，比如减减税什么的；如果遇到酷吏呢？那就你杀孩子，我就杀你。比如东汉的一个酷吏叫王吉，在一个地方主政，不过五年，杀了上万人，他杀人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你为人父母，你居然杀你的孩子，那我就杀你。

没想到吧？我们都觉得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都觉得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执念，没想到在中华文明的早年间，还有如此不堪，如此血肉模糊的一段历史吧？

那问题又来了：既然因为收人头税，在微观上，导致父母杀子的人伦惨剧，在宏观上，导致国家人口不能增长，那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干脆转头来收土地税呢？

2

艰难的土地税

从秦汉到隋唐，为什么朝廷非要收人头税，不主要收土地税呢？

不是不想，土地税的征税对象清晰，负担公平，大家都知道它的优点，但在技术上实在是太难了啊。

你想，收土地税，至少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丈量土地面积的能力。每家每户有多少土地，你得搞得清楚才行吧？

第二，这些土地的等级，你得能大差不差地定出来吧？土地和土地不一样，能长的庄稼可差远了。

第三，土地情况发生变化，比如买卖导致的产权转移，开垦出来的新土地，灾荒灭失的旧土地，你得能及时更新数据吧？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你还得有一套庞大的基层行政的班子，以及管理这个体系的能力。比如，你得有能力管理一大套账册档案吧？

这事到底有多难，我举个南宋时候的例子你感受一下：话说，宋孝宗的时候，皇帝宠信一个近臣，叫梁俊彦。这位小梁就跟皇帝讲，说两淮地区有那种沙田，就是河道里面的土地，老百姓耕种的规模很大，要是能收税就好了，这可是一大笔军饷啊。皇上一听说有新的财源，高兴坏了，马上就要办。

当时的副宰相叫叶子昂，他跟皇帝说，不行啊，沙田是在江河的两岸，水往这边流，那边就出来点地，水往那边流，这边就出来点儿地，老百姓是追着这点地种庄稼，每年不一样，不靠谱的。这税没法收。宋孝宗这才恍然大悟，说算了算了。等叶子昂宰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马上派人把梁俊彦抓来，一通申斥：你为了讨皇帝高兴，胡说八道什么？真要是收了沙田的税，把老百姓惹毛了，搞出乱子，就是把你碎尸万段，又有什么用？！

你看，收土地税，整个行政系统就是要有能力应对这样的细微的、动态的变化，技术难度很高的。

好，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刚才还在讲这事儿千难万难，哎？怎么到了宋朝，这事就又行了呢？前面说过，仅仅1051年这一年，宋仁宗就减免了两个地方的人头税，大宋朝不仅实现了国家税收从人头税向土地税的转型，而且还制造了一场人口大爆炸。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要总结的话，也许要用三个词：“被逼无奈”、“歪打正着”和“水涨船高”。

先说第一个词，“被逼无奈”。收人头税，前提是朝廷能控制得住人口。但是一场安史之乱，把唐朝的人口底盘打得稀碎。有的百姓，在战乱中死了，有的百姓，因为负担太重逃亡了。再加上藩镇割据，朝廷手里能直接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朝廷举目四望，心里冒出来一句话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人没了，户籍档案乱了，但是土地还在啊，只能硬着头皮根据土地来收税了。所以，唐朝后期，就开始搞“两税法”。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朝廷被迫开始主要征收土地税。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这就是所谓的“被逼无奈”。

那第二个词，“歪打正着”呢？这说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国家财政出钱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过去，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往往都把它当成是宋朝的一个缺陷。确实，用大书法家蔡襄的话来说，财政六分之五的钱都用来养兵了，国家能不穷吗？老百姓负担能不重吗？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好处：这些兵打仗不怎么样，但他们毕竟从普通老百姓肩膀上把大量徭役的担子给接了过来。对，宋朝的农民，专心种地就好，什么打仗、运粮、工程，都不用你们管，这些活儿由厢军，甚至是禁军的兄弟们干，你们只管在家岁月静好，有人替你们负重前行。

宰相韩琦讲过这么一番话，说国家财政养这么大的军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但也不是全无好处。老百姓的负担虽然重，但是毕竟这辈子可以骨肉团聚啊，父子、兄弟、夫妇，不用生离死别啊。

请注意，徭役本质上也是一种人头税，是古代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宋朝养那么庞大的军队，本身虽然不是为了减徭役的负担，但是歪打正着地起到了这个效果。这又进一步动摇了人头税的传统。这确实让宋朝的老百姓，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也无意间刺激了人口繁荣。

第三个人词，“水涨船高”。技术的水涨船高，这才是从“人头税”到“土地税”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就拿土地丈量技术来举个例子。从唐朝到宋朝，经济中心逐渐往南方移动。中国南方，多水，多山，土地可就不是横平竖直的了。怎么计算那些奇形怪状的土地，甚至是山坡地？这时候就轮到数学家出手了。

宋朝就有两位有突出贡献的。一位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他改进了水平仪，可以测量地形的坡度了。还有南宋的杨辉，他在浙江台州做过统计土地的官员，把各种奇形怪状的耕地都量了一遍，怎么量？怎么算？统统记在了《杨辉算法》这本书里。后来到了明朝，程大位又发明了“丈量步车”。原来测量土地，都是通过真人跨步，或者那种像大圆规的“步弓”来量，缺点是只能量直线，没法量曲线。而程大位的“丈量步车”，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只挂着卷尺的小推车，这样测量曲线就方便多了。你看，丈量土地的方法是一点点在进步。

除了这种硬技术，还有软技术，比如土地账册的制作技术。宋代人也真是有想象力，居然发明了一种叫“鱼鳞图册”的东西。你家土地什么样，和隔壁家土地的边界在哪里，都用线条勾勒出来，里面的信息还挺全，这块土地多大，编号、面积，甚至流转情况，都有记录。一张纸上记录了这么多信息，有图有真相，看起来像是鱼鳞，所以叫“鱼鳞图册”。这种记录方法，宋代发明，明代发扬光大，清代沿用，有的地方一直用到民国时期。

你想，这可是在宋代啊，在那样的制图技术水平下，居然有这个雄心，要用画图的方式记录土地信息。而且不止是某个地方哦，到了明代，是整个国家的每家每户的土地，都要这样登记造册。这个一点不用谦虚，鱼鳞图册肯定是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代为止，政府土地管理最细致的档案记录。

除了这些技术之外，宋代管理庞大官僚体系的技术也有巨大进步，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没有多种维度的技术水平的水涨船高，古代中国国家是不可能完成从人头税向土地税的转型的。

当然，我还要再强调一句，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缓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就在1051这一年，仁宗皇帝下诏减少了湖南郴州和永州，还有福建泉州和漳州的人头税。这些地方有什么共性没有？有，都是南方地区。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北宋政权继承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梁唐晋汉周，这些地方继承了唐朝的两税法，收土地税，不收人头税了。而南方，还有十国呢，一大堆分裂的小政权，什么闽国、吴越国、吴国、南汉国、楚国、南平（荆南），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为了图方便，在自己境内还是大收人头税。后来宋朝拿下这些地方之后，也没有急着改革，谁跟钱有仇啊，就像前面说的，中原地区的税制改革也是被逼无奈，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头税就沿用了下来，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1011年才正式废除。这时候距离宋朝建立可已经50年了。

但是中央的政策归政策，地方上的落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湖南的郴州和永州，福建的漳州、泉州就属于改得慢的，直到这一年，仁宗朝的时候才废止人头税。你看，这又过去了40年。而这40年间，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生了儿子就杀的风气，还在延续。不知又有多少儿童的冤魂惨死在亲生父母之手。

说到这里，我再给你念一组数字，中国的人口，在唐代达到7000万人，在北宋末年，达到1.4亿人的高峰，比唐代翻了一倍，这是中国第一次人口高峰；到了明朝末年，中国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总人口达到2亿；到了清朝末期，第三次人口高峰到来，总人口达到4亿。

我不知道听到这组数字是什么感受？过去，我们一听数字增长，总觉得应该高兴。但是，在了解了我刚才讲的税收和人口的关联逻辑，看到这节节攀升的人口数字，我自己反正是有些隐隐的悲凉。

这多生出来的人口，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只不过是没有被残酷的人头税逼死的人口，而已。

3

伟大的技术

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有点沉重。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先把情感的因素放一放，我们来看一看，文明的进步，最坚实的依靠，到底是什么？

是伦理道德、世道人心吗？当然是。但问题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这些人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往往被强烈地抑制住了。就拿今天的话题来说，在杀害孩子最严重的朝代里，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儒家士大夫不知道人头税和老百姓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吗？当然知道。皇帝不明白一个仁德的帝王该怎么当吗？当然明白。

但是，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处境里，那点内心的良善火光，即使屡屡燃起，也是很容易就转瞬熄灭的。一个普通百姓，在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和如狼似虎的收税官吏面前，你让他怎么选？一个士大夫，在国家财政的迫切需要和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之间，你让他顾哪头儿？一个皇帝，在仁义的道德要求和自己内心的杂乱欲望之间，你能指望他一直克制？

就拿汉武帝来说，他是知道自己要搞仁义那套装装门面的，所以，经常找点儒生来，说我要怎样怎样。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叫汲黯的大臣就冷冷地说，您是外表想仁义但是内心的欲望太多了。陛下您呐，还是少来这套吧。汉武帝气得要翻脸，但是最终也没有发作。为啥？因为说中痛点了啊。

好，那既然人性不那么可靠，什么可靠？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来说，技术才是文明进步的真正的决定性力量。

这里说的技术不止是蒸汽机和计算机，凡是能增进人对世界了解和控制的方法，都是技术。举个例子，度量衡，就是一套很重要的技术。

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就学过，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当年就颁布法令，统一度量衡，这是他的首批决策。比秦始皇的其他改革法令都要早。

你可别觉得，统一度量衡，就是朝廷发个文件那么简单，这背后的技术复杂着呢，最起码，你得造得出标准器吧？所谓标准器，就是拿它来校准别的东西的工具，就是把尺子。在《熊逸版资治通鉴》里，熊逸老师就举过一个例子，有件出土的文物，叫商鞅方升，就是商鞅督造的测量容积的标准器，现在藏在上海博物馆里。

哎，统一度量衡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还不是为了繁荣市场交易啊，那个时代的市场没有那么发达。统一度量衡，其实是为了建立全国性的税收体系和官僚体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税收体系好理解，既然秦统一了全国了，以前齐楚燕韩赵魏各家的度量衡标准，统统作废，都跟秦保持一致。国家向民众征收粮食布匹，如果度量单位不统一，这不就乱了套了吗？

为什么建立全国性的官僚体系也要统一度量衡技术呢？

首先，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国家都没办法给官员发俸禄。

官僚是职业当官的，他不是分封制下的贵族，皇帝对他的激励，不是一次性的封地，那要怎么建立官僚上下层之间的待遇区别呢？怎么让下级官员更有向上奋斗，获得更好收益的目标感呢？靠给他发俸禄。最明显的例子，汉代的官员分级别，就是直接用来分的，你是二千石的官，他是一千石的官。

而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这俸禄就没法发啊。总不能让各级官员随意在民间征收吧？或者是上司随意赏吧？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样的。南北朝的时候，北魏的拓跋氏打进中原，要管理农耕民族，就需要官僚，以及管理官僚的这一大堆制度和技术。比如发俸禄的技术。但是当时北魏是真没有，没有办法给官员发俸禄怎么办？那就不发，你们要钱，到自己的管区里去抢啊，到民间去搜刮啊。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还有一点，没有统一的度量衡，也没有办法对官员进行考核。你说天高皇帝远的，官员在底下搞点小动作，中饱私囊，皇帝是不容易发现。有了统一的度量衡，也就有了考核官员绩效的标准，有这把基本的尺子，钱财粮食上下流动、左右调拨，就更有准数，贪污舞弊的空间立刻就小了很多。

说到这里，你立即就明白了，为什么秦始皇一上台一统一，马上就要先统一度量衡？度量衡测量的不就是数据吗？对，只要提取数据和运算数据的能力上一个台阶，人类文明的发展就会随之上一个台阶。

你看，秩序和混乱，善与恶的区别，有时候不在人性，而在于有没有一项关键技术的发明和成熟。

过去，我们对技术的作用理解得比较简单，好像因为新技术，所以生产的效率就高了，出产就丰富了，所以繁荣就来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我们描述的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新技术的出现，所以，人心中的善念和社会对正义观念才有实现的可能。技术掀开了压制文明的天花板，文明才得以伸展。

说个我小时候的观察吧。我家有亲戚在税务部门工作，负责收一个菜市场的税。怎么收？按道理说，是要按每天做的买卖的多少来收，这样才公平，对吧？但是实际工作中做不到啊。那个时候，一个个小摊贩，都是现金交易。收税的人总不能蹲在每个菜贩子面前，一笔笔地帮他记账，最后一天下来再计算税额吧？所以，只能是毛估估个大概：比如卖蔬菜的，只要你今天出摊了，那一天就四毛钱的税；你是卖鱼卖肉的，买卖额大一点，那就一天交一块钱的税。如果你们天天来，那更方便了，一个月整交吧。大家都方便。

你看，大家都知道应该按营业额收税，但是在技术上做不到，或者是成本太高，最后还是折衷，变成了按人头收税。这个妥协的过程，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从土地税退化成人头税，是同一个原理。

但是你看现在的菜市场，所有的交易都是数字化记录的，每家该交多少税，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无论是税负公平还是降低收税成本，都很容易。人性本身没有变，是技术进步导致了更公平的结果。

你看，还是那句话：秩序和混乱，善与恶的区别，有时候不在人性，而在于有没有一项技术。

自古以来，人性不变。人心中自然有良知良能，有善待他人的本能和自觉，有改良这世界的冲动和担当。但是，这一丝积极的善念，经常因为实现手段的欠缺，而被消磨殆尽。

这个时候，文明在等待什么？等待新技术、新方法，把这个天花板掀开，给人类的善念一个绽放的机会。

技术本身不分善恶，可以放大善，也可以助长恶。但是从今天这个话题看来，在技术的加持下，人间的善在长期博弈中，还是会略胜一筹。正如斯蒂芬·平克在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的一段话：“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1051年，对宋仁宗减免人头税事件的一个观察视角。

好，文明节目，咱们1052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