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改革为何没能实现大宋的富国强兵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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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43 年，大宋庆历三年，大辽重熙十二年。这期节目我们来讲今年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庆历新政”。这是历史上一次很著名的改革，主要为了应对大宋内外交困的严峻局势，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等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从今年，庆历三年开始，到后年，庆历五年就结束了。所有改革措施撤回。所以，它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失败的改革。而且，这个事还耐不住琢磨，它不仅失败，而且失败得还很奇怪。本期的《文明之旅》就来聊聊庆历新政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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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失败这一年，老宰相吕夷简退休了，宋仁宗很是舍不得，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朝政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

宋仁宗执政时间很长，前后有42年。如果说有什么转折点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本来，守着祖宗之法，日子也能过。但是自从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到宋夏战争中的一连串大败，可就把大宋朝的里子、面子都抓破了。那么高的军费，国家财政受不了；那么高的军费还养出了那么弱的军队，国家安全受不了。任谁都知道大宋朝出了大问题，不改革是不行了。

那接下来用谁来主持改革呢？吕夷简一走，剩下来两个宰相，章得象比吕夷简还大一岁，老了。晏殊呢？是著名的富贵闲人。这两位镇镇场子还可以，真干活是不行的。

其实也不用多想，人选是现成的。那就是这两年风头正劲的三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富弼，我们上一期节目介绍过，去年刚刚在对辽外交中立下了大功；韩琦这两年和范仲淹一样，在前线主持对西夏的作战，虽然谈不上多少战功，但毕竟也算为大宋稳住了阵脚。这二位，都还年轻，都不到40岁。

更显眼的是范仲淹。他今年54岁，既在中央当过谏官，也在地方管过民政，资历是够了；过去三年，在前线主持对西夏的作战，稳定了局面，所以功劳也够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朝廷中一批新锐士大夫的领袖，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把他当大哥，所以人望也是够了。你就想，如果你是宋仁宗，上哪儿找这么一个：年富力强，声誉卓著，不仅有理想，而且还有政务实操经验的人来主持改革呢？

所以，这一年5月份，仁宗皇帝就派人给他们吹风，说等到西夏的事稍微好转一点，就调你们回朝廷。还特别加了一句，这是朕一个人的意思，不是别人举荐的。你琢磨琢磨这句话背后的意味：这不是什么正常的调动，也不是有人推荐你们，这就是我自己要大用你们，你们做点思想准备。

5月底，范仲淹、韩琦终于调回朝廷，进入了宰辅班子。仁宗皇帝那真是求治心切，天天追着问：怎么才能搞出一个太平盛世呢？你们倒是说说，到底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那个劲头儿，把范仲淹追得手忙脚乱，他当时跟人说，皇帝用我那是非常真心的，但是办事总要有个次序，天下积弊这么久，改革也不是一天就能搞成的嘛。我看后来很多研究者说，庆历新政，范仲淹有点急于求成，其实，急于求成的哪儿是范仲淹啊，分明是皇帝本人啊。

到了10月份，仁宗皇帝眼看着他们还拿不出一个整体方案，有点着急了，就做了一件很带仪式感的事儿：我也别天天问，你们天天拖了，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吧。什么地方？天章阁。这是宋真宗时期建成的一个宫殿，里面放着太祖、太宗、真宗的画像和真迹，有点大宋朝的“祖宗之法纪念堂”的意思。咱们今儿就在天章阁，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我来问问你们，到底有何治国良策？来，坐，笔墨纸砚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就当着我的面儿写！范仲淹、富弼说，那哪儿敢，你再容我们几天时间，一定给你搞出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来。

这个方案有点长，大概十条，简单分下类：跟吏治相关的占一半，有五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跟富国强兵有关的三条：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跟令行禁止有关的两条：重命令、覃恩信。当然了，这些条目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这么乍一听，是不是挺有章法的？对啊，国家想变好，可不就是自上而下地讲求吏治，再自下而上地鼓励生产，同时增强上下沟通的效率，最后再抓抓国防建设。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抓手了。

就这么一个四平八稳的改革，还是有序推进的。这一年的11月16日，朝廷任命了第一批都转运按察使，到地方上去甄别官员，这就是方案里说的“择官长”啊，这一条是先启动的。

到了12月2号，朝廷颁布了新的官员提拔的相关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明黜陟”了，黜就是贬官，陟就是升官。

到了12月下旬，又颁布了关于恩荫制度的新规定，把官员子弟也能当官的门关紧了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抑侥幸”。

到了下一年的4月13日，又颁布了新的科举办法，这就是所谓的“精贡举”。

你感受一下这个节奏，新政出台，还是有条不紊的，很明显，都是经过认真讨论然后再推出的改革措施。但是，就这么推着推着，到了下一年，1044年的7月初，范仲淹突然自请外放，去了陕西，替国家看着西夏，8月，富弼说，我也走，我申请去河北，我去看着大辽。而在此之前，庆历新政的重要舆论支持者，欧阳修和余靖，也都从中央去了地方。

这叫什么事儿？改革还在，但是人没了？是的，新政就这么又尴尬地运行了一段时间，到了再下一年，1045年，朝廷才正式撤销此前的所有改革措施，庆历新政正式宣告失败。

你看，改革快车只往前狂奔了十个月，然后突然就——其实也不是翻车，而是火车司机突然下车跑了——车还往前继续溜了一小段，然后无声无息地停了。记得诗人艾略特说，“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就给人这个感觉。你说是不是很古怪？

过去我们谈到一次改革的失败，通常会归因到三个方面：要么是皇帝太昏庸，要么是保守派的坏人太强大，要么是改革派的好人太弱小。简单说就是：昏君、奸臣，再加上一个窝囊的忠臣。可是用这个故事的模型去套庆历新政，你会发现很难解释得通。

首先，这里面有昏君吗？宋仁宗固然不是那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在不听信谗言这个问题上，一贯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有一个故事嘛：宋仁宗特别喜欢后宫里的一个宫女，善于给他梳头。有一次，俩人一边梳头一边聊天，仁宗说，最近有台谏官说我后宫里的妃嫔太多了，要裁减一些才好。这梳头宫女就撇嘴，那些大臣哪个家里不是一大堆的女人，怎么的？只许让他们快活啊？你要是听台谏的话，那就把我也撵出去吧。很明显，这是恃宠撒娇呢。仁宗后来裁减了30人，里面赫然就有这位梳头宫女。曹皇后问他，你怎么把她也撵走了啊？你不是最喜欢她吗？仁宗说，“她劝我拒谏，这样的人怎么能放在身边呢？”你看看，宋仁宗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温柔，但是心里非常有数，而且也不乏果决的人。

在庆历新政期间，确实也有攻击改革派是搞朋党的，那仁宗是什么反应呢？比如，有一个宦官蓝元震就正式上书给皇帝，说范仲淹他们这几个人啊，拿国家的官位培植自己的人，现在可已经是几十个人的朋党了。他们再这么发展下去，将来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谁还敢说他们坏话？他们要干什么坏事干不成？但是，史料上记载得很明白，宋仁宗并不相信。

而且就在1044年6月，就在范仲淹坚决要求离开开封之前，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么个场面：仁宗皇帝们把宰辅大臣们叫过来问话，当时大臣们的反应都很惶恐，赶紧谢罪，说皇上您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我们成天给您添乱，让你日夜担忧，真是死罪啊。虽然史书上讳莫如深地没有说皇帝这么问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很明显，皇帝肯定是急了，嫌大家工作做得不好，这是在督促大家好好干呢。

但是没想到，到了7、8月份，范仲淹和富弼就要求走人。表面的理由是，西夏或者辽国有动向，可能要跟我们打仗，我们得替国家去守边。

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时候有不利于范仲淹和富弼的流言蜚语，请注意，这些流言和庆历新政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些没有底线的污蔑，比如富弼阴谋要换皇帝，连废立皇帝的诏书都写好了等等。听着非常荒唐，但是在皇权时代，这种流言蜚语也确实很吓人。宋仁宗虽然不信，但是范仲淹和富弼私下一商量，算了，还是赶紧找机会走吧，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皇帝不让走，但这两位坚决要走，仁宗只好放人。时隔多年之后，富弼回忆这个事，还觉得胆战心惊，说，我们个人的安危可以不顾，但是整个家族不能命丧我们手里啊。

你看，这个事确实不能怪宋仁宗，他是想改革，也支持改革，甚至是急着要改革的。

那好，整个事儿里，没有昏君，那有奸臣吗？

你肯定说，有啊，刚才污蔑富弼的那个人不就是吗？那个人名叫夏竦，这个人确实做事没什么底线，他能干出这种事来：让自己家的一个女奴，模仿人的笔迹，伪造文件，说富弼要换皇上。但是话说回来，这是因为一桩私人恩怨，牵扯到富弼，跟庆历新政本身没什么关系。

很多研究庆历新政的文章，都在说保守派的利益被威胁了，所以反扑改革派。但是，我看了那么多材料，凑不起来完整的证据链。咱至少得有这么两条吧？第一，具体某人反对庆历新政的具体某项措施。第二，这个人的利益是被这个措施伤害到或者威胁到了。

没有，找不到这样的材料。反对范仲淹、富弼的有，但只是说他们是朋党，并不是反对新政本身。利益被伤害的人肯定也有，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公开站出来。史料里面的说法都非常模糊，说庆历新政，规模搞大了，很多措施很难实行，而且过程中肯定也得罪人了，所以就有人诽谤他们是朋党。都是这么虚搭着说，那所谓的保守派到底是谁呢？

如果非要说有，我这儿还真有一个人，他反对的还真就是新政本身。不过，这个人可能会让你有点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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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反对新政？谁在反对新政？有人说是王拱辰。在庆历新政的过程中，他和新政派，就是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一派确实闹得非常不愉快。但问题是，他是当时御史台的领导人，职责所在就是要监察百官，谁犯错就要揭发谁。他跟新政派的矛盾，都是针对具体的人的具体不法行为，比如贪污。至于他反对新政 本身的言论，我是一条也没查到。至于宋仁宗对他的看法，也不是觉得他反对新政，而是说，你别因为朝廷没有接受你的批评，就觉得是受到了压制，别随便就撂挑子沽名钓誉。这个王拱辰我要多说两句。他和欧阳修是同一年的进士。欧阳修是少年得志，中进士那年才24岁。那王拱辰呢，那年才19岁，而且王拱辰还是那一年的状元。好，我们继续来抓奸臣。庆历新政中，到底谁是保守派呢？还真有一个，你可能没想到，包拯。对，就是包公，包青天，包大人。包拯考取进士比欧阳修还要早，但是他考取之后直接就回家孝养父母，一直把父母伺候走，才又出来做官。这一年，1043年，他刚调到开封当监察御史，正好遇上庆历新政。你想，包拯那个性格，说话说激动了，都能把唾沫喷在皇帝脸上的人。有什么看不惯的，那哪儿忍得住？那包拯反对新法的哪一条呢？首先是最著名的那一条，“择官长”，就是调整官员的任命制度。当时的各级官员，整体质量不行，贪污腐败的有之，老病无能的有之，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事实，那怎么改呢？范仲淹提出来一个逐级保举推荐的方法。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官员要想提拔，得看上一级有没有人保举你，保举你的人多，你就优先提拔。但是别忘了，不是举荐了就行的，你要是犯了错，举荐你的人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就这样一层层举荐下去，有点像套娃。那朝廷派出来的第一层的举荐人，也负有督察各地官员的责任，叫按察官。围绕这个制度，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时范仲淹特别重视这个事儿，觉得哪个按察官不好，范仲淹就一笔勾掉，换人。富弼看见了就说，老先生啊，你这一笔勾掉是轻松啊，那官员的一家人可就要哭了。范仲淹说，他一家哭？那也总比一个路，相当于后来一个省的老百姓都跟着哭强啊。这个新制度是不是听着很有新意，很靠谱？没想到吧？包拯首先反对的，就是这条改革。不是反对，只是提出了自己的几条担心。包拯做了这么几个推理：第一，真正有背景的官员，按察使们其实也是不敢管的，就抓没有背景的凑数。这个可能发生吧？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的地方官员，往往人际关系是不好的。你现在让一个外来的按察使去评价他们，没准最先淘汰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也可能吧？还有第三，加强考核之后，官员就会不择手段刷绩效，尤其是借机增加赋税，老百姓负担只会更重。这个更可能吧？所以，建议朝廷要尽可能选精干的人当按察使。请注意，包拯并不是反对这项制度本身，而是说具体的人选还有改进的空间。宋仁宗看了包拯的意见，觉得有道理，下旨要求约束一下各地按察使的行为，并把包拯的这封奏疏转发给大家。结果欧阳修不乐意了，马上反驳。核心意思是：选各地的按察使，非常不容易，我们是尽可能地挑选了很棒的人。被挑出来的人，也正打算一展所长，报效朝廷。你御史台的人，也就是包拯，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这个意见，什么意思？是不是告诉按察使们，朝廷对他们其实也不怎么信任？那他们还怎么下去开展工作？我现在请求，把包拯叫来中书省，当面问问他，他说的那些不合格的按察使，到底是谁？他要是能说出个张三李四的，那就一查到底。他要是说不出来具体的人，那就是胡说。我请求他撤回这封奏疏。可不能让天下的人以为，朝廷要贬损按察使的权力。如果是那样，谁最高兴？还不是那些贪腐无能的官吏最高兴？哎，欧阳修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顺便说一句，欧阳修和包拯就这么结下了梁子。十几年后，朝廷要提拔包拯做三司使，也就是国家的财政主管，欧阳修上书反对，他评价包拯说，说这个人人品不错，但是学问不深，想问题也不周全，做事情也不妥当，这人挺可惜的。隔了这一千年，我们也不为这两个响当当的人物评理，说谁对谁错了。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让你来感受一下，一项制度改革，其实是有多个观察角度的，乍看起来特别正确的事，也未必就能行得通。果然，这项制度很快就被废止了。包拯对庆历新政的意见，还有一条，是针对科举制度改革的。你再来感受一下，双方争议的性质。关于科举，范仲淹有很多主张，比如要多多兴办学校啊，要多考策论少考诗赋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初级考试中，他建议不要再弥封试卷了。如果你看过我们《文明之旅》1002年的那一期，就知道，弥封试卷是宋代科举制的一个重大发明，我们今天高考还在用，它的好处就是隔绝了考生和考官，不拆弥封条就不知道这卷子是谁的，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科举的公平。那范仲淹为什么建议不要再弥封了呢？道理很简单，看一个学生，不能只看卷面不看品行啊。在初级考试中，如果也要弥封，很可能就会把那些人品有欠缺的人选上去。还不如让考官既看卷面也看平时的表现，综合评定一个考生呢。就像今天的公司录用一个人，怎么可能只让笔试不让面试呢？是不是也有道理？但是包拯反对。他说：天下的考官，每个州一个，大概三百多个，谁能保证他们都有公心？如果不弥封，不把他们和考生隔绝开来，那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就多了去了，他们和考生是不是旧交？有没有恩仇？是不是迫于有权有势的人的请托？或者干脆就是被贿赂？那以后麻烦就大了，天下的穷苦读书人还有出头之日吗？哎，包拯说的也有道理。整个庆历新政期间，针对新政本身的政策讨论并不多。包拯留下的这两份奏疏，是难得的就事论事的文件。咱们总不能说，连这个都算是保守派的反扑，是奸臣对改革派的迫害吧？如果一次重大的改革，连这种程度的讨论都不允许，那改革本身也太脆弱了。如果非要说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分，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次双方力量的对比。改革派这边，仁宗皇帝是领导，他最急迫。宰辅团队里的人呢？明确偏向改革派的，有晏殊，他是欧阳修、范仲淹的老师，也是富弼的老丈人。范仲淹自己就是副宰相。枢密院系统里的，从一把手杜衍到副手富弼、韩琦，都是新政的领袖。那只剩下首相章得象和参知政事贾昌朝了，这两个人在新政期间，没有多少发言，就算中间派吧。你看看，核心官僚层里面，一个反对派都没有。别忘了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群体：台谏官，就是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这些人。他们给新政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那再来看反对派。能说得上台面的，也就是夏竦和王拱辰，而这两个人还各有自己的目标。夏竦是因为被人弹劾，要报仇，王拱辰是因为在御史台这个位置上，要纠察百官，用最大的恶意揣测，也就是爱出风头，沽名钓誉。可以稍稍对比一下：再过20几年，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那是什么阵势？两宫太后、司马光、苏轼、苏辙，还有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老宰相们，韩琦、富弼，还有原来的朋友，欧阳修、曾巩，还有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等等全都是公开的反对派。跟那次相比，庆历新政面对的反对派，那真是毛毛雨啊。那确实就比较奇怪了。一场改革失败了，方案设计得很理想，皇帝非常支持，也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反对派。那它为什么失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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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抓手我们接着来破解这道谜题：庆历新政既没有像样的反对派，也没有结出像样的善果或者恶果，甚至很多设想都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充分展开，就草草地收场了。这是为什么？

我们先从一个场景说起。还记得那位老宰相章得象吧？吕夷简辞职后，他就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了，因为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岁数也大了，整个庆历新政期间，他几乎不表态、不说话。据说有人问过他，怎么看这些改革派？他说，嗨，小孩子玩闹罢了，又是跳又是蹦的，不要吼他们，等到他们碰壁了，就老实了。现在他们玩得正在兴头儿上，说啥都没有用。

这番话里，你可能听起来很反感，不过是一个老官僚的世故和圆滑。但你不觉得吗？如果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么看问题也很正常。我们在《文明之旅》的1003年那一期，我已经详细分析过了。简单说就是：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现实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你不喜欢现实，就草率地要去改变，结果可能会更坏。所以才有那么句话嘛，“利不百不变法”，没有一百倍的好处，都不要轻谈改革，否则你可能付不起改革的成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是一个超市的员工，发现这里安保系统太松懈了，经常有人偷东西，我就给公司提个改进建议，那你觉得公司一定会赞赏我吗？不一定啊。也许加强安保的成本要远高于被偷盗的损失。所以，安保漏洞是有意留在那里的。但是这个事，又不能明说，否则周围的小偷就会慕名而来。所以，在我看来，公司管理层就是一帮因循守旧的老家伙，而管理层看我，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愣头青。

回到章得象的那句话，在他这个岁数的人看来，大宋朝的现状虽然有问题，但也不是你范仲淹这群人做点改革能解决的。你们干得是挺欢，但本质上是盲动，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这里捣捣那里戳戳，等你们玩够了，现实是很有弹性的，你这么压它，它会暂时变形，但迟早还是会恢复原状的。现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么做的收益暂时大于代价，不是说没问题，但是暂时只能这样。说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看什么不顺眼就改革什么，什么缺少就补什么，什么多余就砍什么，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是很难形成共识啊。

比如，你看到的是基层官员太懒散，所以要派按察使去甄别，而我看到的是，你派来的按察使能力人品都有问题，反而搞得基层鸡飞狗跳；你看到的是官员熬到年头就升职，分不出好歹高下，而我看到的是，如果不按惯例给官员升职，就留下了人为的操作空间，容易滋生腐败；你看到的是，弥封考卷，会让一部分品行不好的考生被选拔上来，而我看到的是，不弥封试卷，会让穷人的孩子永无出头之日。

不多举例子了，任何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一定会有相反的看法。这就是这种“基于对现状不满”的改革的悲剧：看起来人人都支持你改，但你一旦动手，当代价出现的时候，改革的共识很容易就崩溃了。

那你可能会说，那难道就不改革了吗？怎么改革才会凝聚共识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解决皇帝最关心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通常就是“钱”。

宋仁宗为什么要发动庆历新政？表面上，国家有很多症状，但是往根子上说，就是一条：缺钱啊。简单算一笔账：

仁宗朝全国兵员的数量暴增，达到了巅峰，由开国时期的37.8万，暴增至125.9万。你还记得《水浒传》里的林冲吗？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这可不是小说里凭空编的，对，这个时期大宋朝仅仅禁军的总数就是82.6万。要知道，宋朝的军队是脱产的啊，完全靠国家养啊，那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一年要花多少钱呢？那个大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蔡的那个蔡，就算过一笔账，养一个禁军士兵，一年50贯；养一个厢军士兵，费用稍低，那也需要30贯。一年的总军费就是4800万。而仁宗朝一年的货币收入是多少呢？6000多万贯，养兵的费用能占5/6。

天哪，这么高的军费比例？！没办法，这个时候大辽、西夏都对大宋有军事压力，不养兵，怎么能保证国家安全？而保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皇帝就穷得叮当响，所以才要改革嘛。

其实，历史上成功的改革，起因多半是财政危机。这种改革的成功者，大多是把搞钱作为改革的抓手。为什么？你想三点嘛：第一，搞钱，会解决君主的核心难题，所以君主会始终支持；第二，搞钱，最容易凝聚共识，别人说三道四没有用啊，有本事你来搞？搞不到你就靠边站，看我的手段。第三，搞钱，有一个清晰的数字指标来衡量改革的成效，多和少，快和慢，都有一本账。

比如，我们将来会讲到的王安石变法，那场改革的目标非常简单明了，四个字：富国强兵。要强兵当然是先要富国，所以核心目标还是搞钱。只要揪住这个纲领不松手，刚才讲的三重目标就能实现：第一，皇帝是真支持啊。宋神宗先是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后来干脆自己亲自领导改革，宋神宗死了，哲宗、徽宗，新政大旗一直不倒。为什么？说白了，国家缺钱，总得有个办法。第二，反对派即使再有理，只要拿不出更好的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就总是没有说服力。第三，那是真有成绩啊。神宗刚去世的时候，有大臣算过账，折腾这么多年改革，虽然政治上代价惨重，但毕竟为国家攒下一大笔钱，总计大概一亿贯以上，据说可以用20年。有了这样的成绩，改革怎么能不持续？经常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不能这么说。王安石虽然罢相了，但是他搞的很多改革措施，其实是延续下来的。对王安石可以各有褒贬，没有共识，但是对钱，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啊。

更进一步地说，历史上很多精明皇帝手下也有所谓的奸臣，那是皇帝不知道吗？不是啊，是因为那些奸臣真解决问题啊，真能搞到钱啊。比如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明代嘉靖皇帝的严嵩，清朝乾隆皇帝的和珅，都是这种情况。这都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说。

带着这个认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次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今天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它跑题了。

宋仁宗要的立竿见影的财政改善。但是范仲淹他们干的是什么呢？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理想蓝图对国家进行改造，什么择官长、抑侥幸，不能说不对，但是你解决皇帝眼里重要且紧急的问题吗？解决问题的程度有清晰可见的进度条吗？

你看范仲淹的那十条里，什么“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等等，一听就知道是要花钱的，十条里面只有一条“抑侥幸”，就是别封那么多恩荫的官儿，好像跟省钱有关，但一是力度太小，二是见效太慢。可以说，庆历新政从改革人事制度，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工作的抓手。

我看很多分析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的文章，都指责宋仁宗，说他支持改革的决心不大，耳根子软，别人说范仲淹搞朋党，他心里就犯嘀咕，等等。我看了那么多史料，也想替仁宗皇帝辩解两句。

我请你把自己代入一个角色：你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最近两年，公司业绩一塌糊涂，你非常着急，启用了一个新的经理人团队。走下坡路的公司，到处都是毛病，从哪儿下手改都行。人是你亲自选的，你也肯定会鼎力支持。那什么情况下，你会撤回对他们的支持？不会是因为有反对者，帮变革者减少阻力，摁住反对者，这本来就是你这个董事长该做的事儿；也不会是因为变革带来震荡，你心里清楚，搞变革怎么能不付出代价？你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撤回支持，那就是没有效果，折腾半天，公司业绩还是不见起色。那这个时候，对新经理人团队的所有指责你都听得进去了，什么搞小集团，什么工作作风不好，什么对老员工不尊重，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压断你对新团队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约翰·科特，针对大规模的组织变革，就曾经提出来过一个“变革八步法”，其中“创造短期成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你看，在现代商业管理者看来，搞变革，看得见的短期成效也是不可或缺的呀。

对，宋仁宗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看起来，是什么指责范仲淹搞朋党，动摇了仁宗对改革派的信任，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新政忙了半天，没有可见的成果。

话说几年之后，有一次，宋仁宗为一件事烦恼，回宫之后对妃子发了一句牢骚，“满朝的大臣，没有一个人能替国家把事情搞定的。我天天陪着他们上朝，有什么用？”

这句话真是说出了古往今来所有领导者的心声啊。我可以辛苦，可以支持你们，但前提是你们替我把事情搞定啊。没有可见的成果，别说我没有耐心，我拿什么说服其他人支持你啊？你看，不能解决问题的变革，本身就是问题。

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的眼里，新政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理想蓝图，然后排除干扰，一步步地实现它。

但在现实中，逻辑不是这样的。一场大变革的核心是什么？是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怎么解决？用成果可见可衡量的方式解决。为什么要可见可衡量？因为要凝聚上上下下的共识。为什么要凝聚共识？因为变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获取支持之后呢？那才谈得到实现你心里的隐秘的理想蓝图。

你可能会说，要活得这么委屈吗？就不能直来直去吗？最近我听到了一句很有启发的话，和你共享——“解决自己问题的途径，通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

好，这就是公元1043年，庆历新政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44年，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