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近臣下马，为什么不能做单维生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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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一档周更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节目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讲述的是公元1029年的故事。这一年的主角是“皇帝近臣”曹利用，他功劳大，资格老，在真宗时，是签下澶渊之盟的功臣，后来在最高军政首长枢密使的位子上干了十几年。但等刘太后掌权，他不仅被贬了官，还在被贬的路上被逼自杀。他为何会落得这么惨的下场呢？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9年，大宋天圣七年，大辽太平九年。当时宋朝的中枢机构，号称是有两府长官：一位是宰相，执掌政事，另一位就是枢密使，执掌军事。枢密使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不是宰相的手下。而这一年，刘太后撤换了枢密使曹利用。曹利用是谁？这个人在以前的节目里曾经浓墨重彩地出过场。他就是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大宋朝的谈判代表啊，就是那位谈下来30万岁币的大功臣啊。咱们很多年没有提到他了。但是他可是一刻没耽误地在升官，澶渊之盟14年后就当到了枢密使。说起来，王曾当到一把手的宰相，还是宋仁宗继位之后的1024年的事，才当了五年就丢官了。而曹利用干枢密使干了多少年？到现在，他干枢密院的一把手已经干了11年了。曹利用那么大的功劳，那么老的资格，但是和王曾相比，他的下场可是太惨了。他被贬官，先是贬到随州，然后贬到房州，就是今天湖北的十堰。送他的宦官杨怀敏一路就指着江水对他说，你看看，大人啊，这江水多好啊。那意思，水这么好，你怎么不跳进去啊。曹利用不理他。最后走到襄阳驿站的时候，这宦官还是想办法逼着曹利用上吊自杀了。《宋史·曹利用传》，写到他，最后八个字是什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他罪不该死啊，天下人都替他觉得冤啊。

你看，我们一般人对于大宋朝的印象，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仁厚的时代。整个宋朝，好像只有岳飞那件案子，大家觉得是大冤案。没想到吧？在北宋，号称仁厚的仁宗时代，居然还发生了这么一桩冤案。那问题就来了：第一，曹利用到底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第二，再大的事，只要不是造反，资格那么老，地位那么高的曹利用，按说也不至于把他逼死啊。那今年，公元1029年，我们就借着曹利用的这个案子，来看看大宋朝的一个底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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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是怎么被贬的？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曹利用这个人。他是河北宁晋人。宁晋是个县，今天属于邢台。这个地方还挺出名人的。光是宋朝，就出了大将曹彬。曹彬的孙女后来是宋仁宗的皇后，后来熬成了曹太后。曹皇后的弟弟，就是曹国舅，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八仙之一。不过这个曹家和曹利用的曹家应该不是一家人。现代人，我知道的宁晋人就有陈强、陈佩斯父子。

曹利用能出头，多亏了20多年前的那一场宋辽大战。当时，战场的形势非常凶险，但双方高层心里都明白，谁也吃不掉谁，那就要谈判，曹利用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偶然地成了大宋的谈判代表，立下了不世之功。这之后又过了14年，他平步青云，成了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你可能会说，这也不算他的本事吧？不就是两头传传话吗？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著名的故事。他之所以死死咬住只能给辽朝每年30万的岁币，是因为宰相寇准有言在先，只要你答应对方超过30万，回来我就要你的脑袋。他不咬死也不行啊。话不能这样说。在当时一般的宋朝人看来，辽朝人，那是番邦夷狄，和禽兽差不多。什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套规矩，人家是不是遵守，不一定的啊，万一去了，直接就被咔嚓了呢？所以，只要敢去，曹利用的这份胆量就是难得的。另外，30万岁币这个数虽然是寇准说的，但是你想，领导划定谈判底线是一回事，真的在谈判桌上把协议签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办成这么一件大事，没点本事是不可能的。而且，立功归立功，后来花了14年时间，曹利用一路升官到了枢密使，成为大宋的最高军政首长，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考验的。那这么厉害的人，当了11年的枢密使，这在整个宋朝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什么被罢官，然后又被逼死了呢？大概是这么一回事。曹利用有一个侄子，有一天喝了酒，穿了一身黄衣服，让几个老百姓管他叫“万岁”。你听听，这不是疯了吗？要造反啊？就这么个事牵连到了曹利用。你说曹利用冤不冤？其实啊，就连这件事也未必就是真的。史料里面有一个记载是这样的：曹利用这个侄子有一个小妾和大太太争宠。那个时代，没办法，只能把这个小妾打发出去嫁人。但是这个侄子呢，旧情难忘，经常还去这个小妾家厮混。那这户人家的丈夫就不干了，设了这么个圈套，趁他又来家里，趴在地上就山呼万岁。你可能会说，就这，也能害人？对啊，在皇权时代，这是最方便的害人方式。中招的人，那是有口难辨。20多年前，寇准就遇到过一回。有一次，他在大街上骑马走路，突然有个疯子跑过来，在马前喊他“万岁”。这事严重到什么程度？直接导致寇准被贬出京城。顺便说一句，在唐朝之前，“万岁”这个词没有什么忌讳，有很多人名字就叫“万岁”，普通人之间互相祝贺，说一句万岁，就和说什么“万福”“万安”是差不多的意思。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那是唐代后期的事情。好，说回来：曹利用的侄子，被人告发有人称他万岁，很快被处死。然后朝廷派去调查的官员说，这事就是曹利用指使的。这就有点荒唐了。一个人耍酒疯干出这事儿也就算了，怎么可能是别人指使的呢？曹利用当到枢密使了，想造反，就用这么个方式造反啊？这不疯了吗？这事，朝廷居然也信？但是，你看史料中记录的蛛丝马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刚开始，刘太后身边有一个宦官，经常贪得无厌地要赏赐。太后就找曹利用，说你去找这个宦官严肃谈谈，这么着可不行。曹利用那脾气，把宦官叫来，让他把头巾和腰带都扒了，光着头站在厅堂当中，羞辱了半天。那你想，这宦官回头能不恨曹利用吗？过不了多久，有人就告发曹利用的侄子犯法，朝廷就派人去查，你猜派的是谁？当中就有这个被曹利用刚刚羞辱过的宦官。那你想，能有好吗？什么他侄子被人山呼万岁这事，就是这么查出来的。这里面有多少罗织罪名的成分，你自己去想吧。说到这里，你是不是隐隐然已经猜到后面的那只手了？对，应该就是刘太后布的局。让曹利用羞辱这个宦官，再派这个宦官去查和曹利用有关的案子，多妙？刘太后什么都不用做，就一定能拿到一份捏造的曹利用罪名的报告。

当然这么荒唐的事情，朝堂上的人也不大信。大家都说，这事就是他那个不像样的侄子自己干出来的。曹利用是国家的大臣，应该不知道这个事。太后说话了：你们平时都说曹利用专横，今天怎么又替他说话？大家说，曹利用平时确实很骄横。但是现在说他的这个罪名是造反啊，这个罪名太大了。这我们可不敢说他有。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即使不追究曹利用谋反，仅仅吃他侄子的瓜落，他这个枢密使也肯定是当不成了。所以，曹利用被贬出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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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的臭脾气那你说，刘太后为什么要这么治他呢？应该是有两个原因。第一，王曾也好，曹利用也好，还有以前我们说过的丁谓，这些人都是宋真宗留下来的朝臣。他们因为资格老、底子硬，对现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多少都有一点不买账。或者这么说吧：刘太后心里多少对先帝留下来的人，是有一点忌惮的。就比如对这位曹利用，刘太后一直是称呼他的官名“侍中”，侍中长侍中短，这都是尊称，从来不会叫他的名字。那你想，只要刘太后想大权独揽，当然是要想办法把这些老资格的人逐渐想办法请走的。这不，1029年这一年，她就把王曾和曹利用都撵走了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曹利用自己的问题了。曹利用的性格是有一点问题的。他当年敢单枪匹马去辽朝人那里去谈判，当然有一腔血气之勇，但这份勇气要是驾驭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和人闹矛盾。我在史料里面数了数，曹利用几乎和所有的重要同僚，比如寇准、王曾、鲁宗道，都闹过矛盾，大家都说他比较骄横。也难怪，曹利用功劳又大，皇帝又信任，担任枢密使的时间又长，难免在小节上就不太检点。举个例子。宋朝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帝经常和大臣们一起钓鱼玩，算是那个时代的“团建”吧。虽然说是君臣同乐，礼仪上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基本的规矩还是有的。比如，皇帝没钓上来鱼的时候，大臣即使有鱼咬钩，那也不能举竿子。再比如，鱼咬钩了，还得用抄网把鱼捞上来。大臣用的是白网，皇上用的是红网。这是宫里面的规矩。可是有一次，真宗君臣一起钓鱼的时候，皇上先钓到鱼了，过了一会儿，有个官员也钓上鱼了，刚想要举竿，旁边的随从赶紧过来说，曹大人还没钓上鱼呢，你可不能举竿。过了一会，曹利用钓上了鱼，随从居然也用皇上专用的红网来捞鱼。虽然这事不是曹利用主动做的，但是，他身边的随从，当着皇帝的面，都敢搞这种小动作。这看在有心人的眼里，会怎么想？传出去，皇帝会怎么想？曹利用这种大大咧咧的状态，不仅真宗在的时候这样，到了刘太后当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太后在宫里，经常会答应给身边的宦官啊、请托来的人啊一些好处。但是，宫里批出来的条子，还得外面的大臣给办才行。遇到这种事，曹利用仗着自己资格老，功劳大，往往就拦着不给。那你想，宦官们能高兴吗？这些太后身边的人，就想方设法地要害他。比如，曹利用在太后面前说话，经常有点小动作，比如手指敲敲腰带什么的。宦官们就说了，瞧他那副样子哦，当年先帝在的时候，他敢这样吗？这不是在说曹利用不讲规矩，这是在说曹利用看不起太后你。你琢磨琢磨，这话说得有多阴毒？更阴毒的招儿还有。前面不是说了吗？太后要恩赏身边人一些什么东西，曹利用总是拦着。但是有时候拦不住，也会同意几样。这就给宦官们得着机会了。他们就骗刘太后说，“我们得了您的赏赐，枢密院的曹利用老是不给。但是如果是曹利用家里的人私下承诺的，那就可以。不信你试试啊。您瞅瞅，这回就是他家里人私下许给我们的，你看是不是，他就同意了吧？验证了吧？他哪儿是什么为国家着想？他就是有私心！”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太后身边有这么一群人天天给曹利用上眼药，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吗？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曹利用最后被一桩莫其名妙的侄子的冤案牵连，丢了枢密使的官，在贬谪的路上，被随行的宦官活活逼得上吊自杀。你可能会说，哎，这事有蹊跷啊。曹利用虽然是被贬官了，但大小也是一个朝廷命官，你一个宦官骂我两句，让我死我就死？曹利用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曹利用突然被贬，心里肯定是凄凄惶惶，如果我是那个存心想逼死他的宦官，嘴里可能就夹枪带棒，不干不净。但要命的是，宦官没准儿会跟他碎碎念，太后平时怎么怎么厌恶你，太后怎么怎么希望你去死。死吧死吧，不死还连累家里其他人，最后还是个死。那你想，这就难免会让人失去最后的希望，走上绝路。这里面有没有刘太后的授意，那就说不清了。说到这儿，我估计你心里应该有两个疑问：第一，这曹利用简直就是一个愣头青啊。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在官场上一般都活不过第二集，他怎么可能还能攀爬到大宋官场的最上层呢？第二，这么高地位的官员，如果只是为了政治斗争，剥夺他的权力也就行了，刘太后何必非要把他逼死呢？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从政治斗争或者曹利用的性格的角度来回答了。我们还要往深看一层，才能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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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武选官”这里要说一个制度史上的概念了。你知道曹利用这种官在宋代叫什么吗？叫“武选官”。大概率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是一个宋朝历史上的独特概念。一般我们理解，朝廷里的官，无非就是分成文官和武官这两大类。最多还加上两类人，皇帝身边的，是宦官；官员下面的，是胥吏。最多也就这四类。奇怪，为啥宋朝又搞出来了一个“武选官”的新类别呢？这个武选官，是武官吗？是。能带兵打仗吗？能。是职业军官吗？不是。是地方官吗？不是。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冬梅老师有一本书，叫《文武之间》，说的就是宋朝的武选官。其实，武选官的实质，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它是在“文官”和“武将”之间的一种官员。我们这一期节目，说不清楚这么复杂的制度问题，只能简单给大家勾勒一个轮廓。话还要从唐朝说起。话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皇帝瞅着皇宫外面的这些文武大臣，谁都靠不住，再往身边一看，恩，还是宦官靠谱，能力不一定行，但是最起码是自己人。所以，从禁卫军，到宫廷的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就渐渐地开始让宦官来管。这也不是什么正式职务啊，就算是一个临时的差遣吧，所以，往往都叫什么什么“使”。刚开始，这些“使”也就是管管宫廷内的事儿，什么衣食住行、宫廷保安、园林、医院什么的。但是渐渐地，这些人的职权就开始往宫外扩展，比如管马的，管兵器制造的，管各种为皇帝挣钱的买卖的，管接待外国使者的，大大小小好几百种这个使、那个使。有的发展到最后，权倾朝野。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枢密使，其实最早就是唐代宦官担任的一个皇帝的通讯员的角色。但是因为这个职位在皇帝身边、受皇帝信任，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凌驾在外朝的宰相之上。再经过五代乱世，到了北宋，枢密使干脆就演化成了管理军事的最高机关。到了唐朝末年，发生了一次宦官大灭绝事件。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发生过两次，一次是袁绍杀尽了汉朝的宦官，一次是后梁太祖朱温杀尽了唐朝的宦官。那宦官没了，他们留下来的这个使、那个使的活儿谁干呢？当然还是皇帝信任的人来干。五代时代的皇帝，通常是地方上的藩镇、军阀出身，他们最信任的人，就是身边的那些弟兄啊、随从啊、幕僚啊。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在五代那个乱世里面，一个军阀突然当了皇帝，外朝的那些文臣，管点儿日常行政事务、公文旅行什么的，也就是让朝廷有个朝廷的样子，换不换人的都无所谓。所以才有冯道那种人，谁来当皇帝他都是宰相。那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事儿，比如军队的指挥权、还有想各种办法搞钱的事，皇帝都死死地抓在自己手里，只信得过自己身边的人。这些人就是宋代“武选官”的前身。这些人的身份就有意思了。他们虽然干的是唐朝宦官留下来的活儿，但是他们在生理上并不是宦官；你说他们是正常官员吧，但他们又不像朝廷里的那些文臣士大夫，是凭本事，后来是凭科举的成绩，一步步干上来的。他们唯一凭借的，就是皇帝的私人信任。所以他们干的事可就杂了，打探信息，执行密令，外交出使，联系藩镇，甚至带兵打仗。可以说，就是皇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宋代的武选官，虽然名字里有一个“武”字，但是干的活往往和军事没啥关系。比如管盐、茶、酒、商税，管各种库、各种作坊、各种专卖生意。对啊，为皇帝搞钱的嘛，不是自己人能行吗？在宋代，武选官还被开发出了一些别的用处。比如，武选官有自己独立的系统，独立的晋升通道。官员、功臣的子弟，如果考不取科举，那就可以先当武选官，作为一条出路。所以，武选官的数量越来越多，到北宋末年，居然膨胀到2万多人。再比如，在文官和武将之间，武选官可以作为一道隔绝他们的缓冲地带。宋朝是重文轻武的。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军官，在士兵当中有号召力，皇帝怎么都不会放心。所以宋朝的军官甚至都不算官，只是平时管管训练，打仗的时候带队伍冲锋。战场的指挥权，往往在武选官手里。武选官毕竟是官僚，平时不在军营里和军人厮混，不容易变成威胁朝廷的军阀。这就形成了高高在上的文官，地位低下的军官，和作为夹心层的武选官这样的格局。赵冬梅老师在《文武之间》这本书里，对武选官有一个简洁的定位，四个字：“陛下家臣”。他们的特点，也是四个字，叫做“亲而不尊”：跟皇帝的关系确实很亲近，但就是皇帝家里的奴才，地位并不尊贵。我举一个五代时候的例子，你感受一下。五代的第一个朝代是后梁，后梁太祖朱温有一个最信任的人，叫敬翔。这个人也算是名门之后，祖上有人当过唐朝宰相的。但是在五代乱世里，传统士大夫的上升之路没有了，敬翔还算运气好的，跟朱温混熟了。据说，前后三十多年，朱温对他是言听计从，敬翔对朱温也是尽心尽力地辅佐，后来当到了枢密使这么大的官儿。但是有一次，敬翔对朱温的儿子表忠心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虽然名为宰相，实际上就是你们老朱家的一个老奴啊。我对待你，明面上你是皇帝，实际上在我心里，你就是少东家，我哪敢对你说假话。你听听，这才是武选官这类人的真实身份，皇家的家奴或者家臣而已。那什么叫亲而不尊呢？还是拿这个敬翔来说。他虽然贵为宰相，但是他的老婆，居然是皇帝朱温从自己后宫里选出来赏给他的。这个女人也是命苦，在各种军阀的手里转来转去，甚至还当过烟花女子，后来被朱温收了。朱温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底线的，一看敬翔的妻子死了，就说，我这儿有个女人不错，给你当老婆吧。但是你猜怎么着？这个女人当了敬翔的夫人之后，还经常出入朱温的卧室。你就想吧这个关系有多尴尬吧。在朱温看来，我拿你当兄弟，女人都可以和你共享，够意思吧？在敬翔看来，这个女人可以到朱温那里吹枕边风，也是惹不起。你体会一下，这就是所谓的“亲而不尊”的关系。到了宋朝的时候，虽然不再这么乱了，但是武选官和皇帝关系的实质没什么变化，仍然是亲而不尊的皇帝的家臣。说这么多武选官的事，还是为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线——为什么曹利用，职务这么高——枢密使，国家最高军事主管机关的首脑啊，居然被几个太监就逼死了？现在好理解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是武选官。曹利用的父亲就是武选官，他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走上了武选官的序列。早年间的职务是“走马承受”，说白了，就是公开的特务，替皇帝盯着各种情况，能打小报告的人。后来因为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才被皇帝看中，从此平步青云。但是，不管他官位多高，底色仍然没变，还是皇帝的家臣，他的权力与地位，只有一个基础，就是皇帝的信任。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公元1029年的襄阳的一个驿站里，当几个宦官凶神恶煞地围着曹利用，说太后不信任他了，甚至厌恶他，劝他死了算了。作为一个武选官，那确实就是天塌了。上吊的绳子已经准备好了，把头套进去，就一了百了，这个决定确实就没有那么难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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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用的忠诚红利说到这儿，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曹利用的悲剧，即使跟他的武选官出身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的性格。那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了：曹利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曹利用的性格，是有点莽撞。但是，如果没有这点莽撞，他也未必会受到皇帝那么大的信任，以至于能上升到那么高的位置。你看，1004年，真宗皇帝要找一个能出使大辽的人，枢密院推荐了曹利用。皇帝接见的时候，就问，你家是哪里的啊？曹利用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说，我身为臣子，能为皇帝去死，是一件很荣幸的事。管什么家不家的！你看，他是这么一个慷慨激昂，不管不顾，急着表忠心的性格。在皇帝看来，这就是胆气，这就是忠诚啊。在当时的情境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吗？所以就决定用他。澶渊之盟之后，曹利用虽然有功劳，但是有功劳赏功劳就行了，皇帝不会因为这个，就提拔他当枢密使。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这之后的十来年间，曹利用不断巩固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凭什么？就凭他一根筋，认死理儿，敢于表忠心的莽撞性格啊。有一次，曹利用拿自己和另一位宰相李迪做比较，他说，如果要在纸上写几个字，就被皇上赏识，那我确实不如李迪。如果说，要赤手空拳，连命都不要，到敌人那里去谈判，李迪那可不如我。你听听，曹利用心里是明白的，我没有别的优势，我的优势就是听皇帝的话，敢不顾一切地为皇帝效忠。还有一次，当时寇准还在，曹利用只是他的副手。寇准逼他喝酒，曹利用就是不喝。寇准就急眼了，你不过就是一介武夫，我劝酒你怎么敢不喝？曹利用也急眼了：说皇上把我提拔进枢密院，你却说我是一介武夫，那明天咱去问问皇上，我到底是不是一介武夫。你听听，曹利用还明白一点，自己是武选官出身，和进士出身的文官没法比，但是自己有皇帝罩着，这是他当官的唯一的底气。所以，曹利用才敢和寇准、王曾、鲁宗道，所有这些同僚翻过脸。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嘴。在性格上显得莽撞一点，在行动上做得“过分”一点，本来就是表达忠诚的一种技巧。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个场景。一家挺大的公司开会，老板在上面讲话，下面坐着大概100个人。老板刚拿起茶杯喝了两口，只见，会议室的后排站起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干部。请注意，是后排啊。然后一路小跑，在会议室里所有人的众目睽睽下，拿起热水瓶，跑到台上给老板满上了水杯。哎呀，当时我就觉得，你拍老板马屁，这也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吧。当时旁边一个人就点醒我，说，忠诚这个东西本来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忠诚本身；第二，敢于公开地过分地表达忠诚；第三，让上位者知道：我敢于得罪所有人。除了对你的忠诚，我一无所有。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你应该也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是以忠诚而著称的，那他在性格上多少就有点不管不顾。他越莽撞，越把周围的人都得罪光，主人就越知道，他离不开我，所以，他不会背叛我，就对他越放心，他也就越能享受忠诚带来的红利。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曹利用固然性格不好，有点骄狂，但这是他有意无意表现忠诚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恐怕也当不上枢密使。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性格悲剧，这是生存方式的悲剧。我们把曹利用，或者扩大到武选官这个群体，他们是所谓的“单维生存者”，他们社会存在的根基，只是因为皇帝的信任。这是他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唯一的纽带，细若游丝，说断就断。在传统社会，在皇权时代，一个人的生存是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生存方式。但是，同样是在这个时代，从进化的角度讲，通过科举来当官的士大夫，就是一种更优势的生存方式，他们和社会之间的纽带更丰富、更多元，是一种“多维生存者”。一个科举进士，有同学，有老师，有同年，有座主，他不仅是皇帝的臣子，他还是孔夫子的学生，还是家族的希望、家乡的骄傲，还是老百姓眼里的文曲星，天地靠他立心，生民靠他立命，往圣靠他继绝学，万世靠他开太平。支撑他的生命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价值网络。皇帝对他宠不宠爱，不太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甚至皇帝对他的态度，是被他的价值网络反制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人，枢密使曹利用一旦失宠，马上就从云霄跌落尘埃，被几个小人逼死。而宰相王曾，是连中三元的状元，是科举史上的奇迹，是公认的儒臣领袖，即使得罪了刘太后，丢了官，那又怎样？刘太后有所顾忌，不会追加迫害。而王曾靠自己的士林声望，也随时可以东山再起。这样的人，才是“多维生存者”。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他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什么是身份？身份就是人不可改变的依附关系，我是谁的儿子、谁的臣子、谁的附庸，就这么定了，我改不了，这是我和世界的固定纽带。什么是契约？就是社会允许我通过自由意志，和他人结成关系，来创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说，科举制度下的进士、文官、士大夫，其实是带有一些现代色彩的。他们生活在一种可以主动创设的命运中。这个话题，其实一点也不玄虚。今天入职一家公司的年轻人，这还是摆在面前的两条路：你的职场上升之路，是建立在老板、领导赏识和信任的基础上，还是要建立在更独立的能力、更优质的社会关系、更鲜明的专业特长、更良好的客户关系上。前者，是公司的忠臣，后者是业务的销冠。你要当哪种人？这并不是一道人人都会做的选择题。最后说说曹利用故事的结尾吧。他倒台了，被宦官逼死了。跟他关系好的朋友，包括他举荐的人，很多都被牵连，丢官的丢官，贬斥的贬斥。这是公元1029年的事。然后就是一个漫长的给他翻案的过程。六年后，1035年，这时候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了，朝廷开始翻这桩案子。这一年，先是把曹利用的几个被牵连的儿子放了，愿意回京城住，就回来吧。皇帝还下圣旨，没收曹利用的四块地，还给他们儿子其中一块，好让他们住。又过了5年，1040年，宋仁宗不知怎么又想起曹利用的案子，给了他一个谥号，叫“襄悼”。襄，有建立功绩的含义，这是朝廷承认了曹利用的功劳，悼，是哀悼的意思，这是对曹利用的结局有点抱歉。又过了9年，1049年，又把曹利用被没收的一处房子还给了他的子孙。又过了12年，1061年，这个时候宋仁宗都快去世了，不知怎么又想起来曹利用的案子，皇帝又下诏，把曹利用的所有没收的田宅都还给他们家。看史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惊了。30多年的陈年旧案，居然还没有结束。没想到，又过了17年，公元1078年，这已经是宋神宗在位的时候了，这个案子居然还有一个尾巴。朝廷下旨，赐给曹利用家20顷田，说，就这样了，这就是最后一笔了，你们家以后不要再找朝廷要归还的财产了。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曹利用的事才算结了案。一个家臣和他的主人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句话说对了，马上就可以给你荣华富贵，一件事做得不合心意，又可以把你打翻在地。至于钱财和家产，这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无尽拉扯，想还你多少、该还你多少，看心情，可以拖到天荒地老。谁让你是皇帝的家臣呢？好，这就是公元1029年我为你讲的故事。11世纪新的十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下一年，1030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