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收获了过多的「这都敢拍」

微信邦

3月1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公映。令人意外的是，在春节档余温尚存之时，这部事先并未做太多营销推广的电影却掀起了观影热潮，而在所有关于影片的讨论中，「这都敢拍」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这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电影本身的瑕疵与亮点。
《周处除三害》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不足与优秀之处分别是什么，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点评——

文｜梅雪风

1

《周处除三害》是一部一俊遮百丑的电影。

它的瑕疵显而易见。在人物设置方面，李李仁所饰演的警探就相当功能化，他在前面死死咬着陈桂林这个嫌犯不放，但在后面一个多小时的剧情里，又无故失踪。前面的警匪追与逃的基本戏剧结构，在灵修中心这个超长的戏份中被完全放弃，这显然不是追求严密戏剧逻辑的电影所能接受的。

在基本合理性方面，有些地方也严重经不起推敲。陈桂林的两次受伤，都迅速地像没事人一样痊愈，特别是第二次，他腹部中刀，又被钉在棺材之中，还能全身逃脱，同时无需养伤直接回到灵修中心大开杀戒，显然也有违人体的基本生理现实。

在人物的基本情感方面，无论是陈桂林对于名声的热爱，还是他对于自己奶奶的情感，其实都没有真正扎实的描述。也因为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当陈桂林去警察局自首发现没人认识自己，于是他决定除掉通缉排行榜的前两位来让大家记住他的行为，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说服力。

整部电影的风格似乎也飘忽不定。影片本质上其实相当荒诞，陈桂林最重要的决定，其实都来自于命运的捉弄，他的癌症其实是医生的误诊，而他到警局被忽视，则很大原因来自当时运钞车翻覆，哄抢钞票的民众纷纷前来自首导致警局混乱不堪变成菜市场。但影片在这种荒诞性上也并不着力，而是轻轻带过，以至于浪费了这两个设定。

它看起来像是台湾小清新和邪典电影的生硬结合体。说这种结合生硬，是因为它似乎从不想将这两种风格进行融合，在奶奶死去时，电影有多么纯情和正常，在香港仔那段的搏杀和灵修中心大屠杀时，它就有多愤世嫉俗和暴虐。它在进行这种风格转换时，并没有什么循序渐进的铺垫，而是完全俯冲似地硬着陆。

影片看起来像是一袋散装糖果，各种口味风味随机分布，没有严密的布局，没有严格的风格控制，在一个粗壮的故事架构下松散地统合在一起。

2

如果说这部电影拍得好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佛家所谓的「我执」，这部电影中屡次强调的「贪嗔痴」其实也是我执的一个变种。

它拍出了我执的一种内在的疯狂，它如同漩涡一样让人身陷其中，如同贪吃蛇一样无法自控，如同莫比乌斯环一样首尾相接，有着自循环的自足和无休无止。也正是影片看透了这一点，片中人物的行为既是人物的自主行为，但又有着一种不自知和即使自知也无法自控的悲剧感。

就如同香港仔。他的暴力如同一种病症，他显然以此为乐，但这显然对他也有着一种困扰，他用酒瓶砸手下马仔的头颅和他用剃刀威胁陈桂林的疯狂，显然不能完全用快乐来形容，这看起来更像是他的自我平衡方式，他就如同一座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必须不停地用这种小型爆发来泄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爆的惨剧。

还有香港仔与小美的关系。小美的母亲遭人虐待，香港仔救了小美的母亲，于是小美的母亲替他坐牢，然后香港仔继续虐待小美，而小美又在报恩的压力下承受着这种虐待，这看起来又是个报恩与受虐的完美闭环，没有外力的介入，将会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片中当小美叙述起这段变态的关系时，有一个大全景，两个挖掘机的机械臂在视觉上构成两个套环，将小美和陈桂林囚禁在其中，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明示：他们都是这种无法逃逸的因果关系的奴隶。

也如同尊者林禄和。这是一个杀人狂魔，他显然以杀人为乐，在他临死的最后一口气前，他也没有丝毫的悔改，他甚至还有一丝可笑的委屈，天地杀人，人们习以为常，为什么他杀了区区几个，陈桂林就大惊小怪。他同样陷在自己的杀人逻辑里，他不是不反思，他天然地缺乏同情心让他越反思越邪恶。

而那些信众同样如此，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也无法真正醒悟，甚至这种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种殉道的途径，通过这种死亡，他们能更快地抵达想象中的天国。

片中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极其封闭的思想和人生的囚笼里，他们不知道这个囚笼的存在，所以也就没有试图想去挣脱的可能。

而片中的主角陈桂林其实也是如此，他执着在这个世界留下他的名字，如果不是误以为死亡即将到来，他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但他真正的改变，并非是决定去杀那两个比他更有名的通缉犯，这仍然是他成名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改变是他的两次拯救，一次是他顺手救了小美，第二次则更加关键，他主动返回灵修中心的礼堂，大开杀戒，以他的方式拯救了苍生。当他杀掉礼堂里所有留下来的人时，他不是为了他的声名在杀，而是为了他自以为的良心在杀。

在这几组表现「我执」的人物关系中，本片主创倒是显示出他们某种程度的严谨和细致。

香港仔是被动的「我执」，他更多地像一个野兽，被他的本性所驱使，他被动地欢愉，被动地虐待，被动地狂暴。

灵修中心的那些信众们，则是主动的「我执」，当整个世俗生活残破不堪时，他们主动地寻找救命稻草，主动地把自己圈禁在一堵思想高墙之中，用这种自设的确定性，来对抗世界本身的不确定感。

从被动到主动的展现，层层深入地描摹出人存在的可悲可怜。

与这种我执的疯狂与封闭截然不同的是，影片的主体气质还有一种苍凉的疏阔感。这种疏阔感与陈桂林的精神状态相关。他是一个热衷声名的人，但突然而至的死亡讯息，让他的热情变得没有了意义。

他要杀掉排名在他前面的两个通缉犯，与其说是一定要在死之前闯出大名声，不如说是他必须在死前给自己找点事做，让自己在等死的路上不至于过于孤单。所以，当他跟踪小美去寻找香港仔的时候，影片一个大全景，是两辆一前一后的汽车，音乐是舒缓而又沉郁的，我们感受不到猎物在前面的兴奋，而更多的是天地之大却无路可走的苍凉。

在去寻找林䘵和时，影片所呈现的氛围同样如此。其实对于陈桂林来说，他安静地行走在路上，更像是孤独地去往自己的墓地。

这种宁静且颓废的气质，和片中小美发廊里面所充斥的邪性暴虐，以及林䘵和灵修中心的令人发指的伟光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影片有了冰与热、紧与松的微妙多元质感，人生的荒凉与空幻，与人生那种执念的热辣甚至是滚烫，在相互映衬之中，都变得别有意味，甚至有点迷人。

3

《周处除三害》整部电影，从某种程度和杜琪峰的《盲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其实都在讲一种心盲， 一种不自知的执着。

香港仔和林䘵和及信众的疯狂，与《盲探》中小敏一家对于爱情的疯魔，其实如出一辙。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投入到困果轮回的无解套环之中。

但黄精甫与杜琪峰的不同之处在于，杜琪峰对于在类型片框架里进行作者表达驾轻就熟，而黄精甫那种书面化的精英范儿与类型片元素则始终有点磕磕绊绊，那种刻意求新求出位的新手心态，总是让影片的某些地方显出一种雄心超出能力的生涩感。

当然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相较于杜琪峰，黄精甫还有点CULT片导演的那种邪恶劲儿。

这种邪恶劲儿，主要体现在陈桂林的两次杀戮之中。在陈桂林似有所悟地理解了香港仔和林禄和的本质之后，看到了那种水泼不进的疯魔后，理解了他们不是自己想坏，而是生就了一副坏人的体质之后，他不是升出一种更高维度的悲悯之情，而是升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超脱感。他痛下杀手，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有教化的可能，没有教化的可能，杀掉他们也就没有道德的压力。

面对灵修中心礼堂里那些邪恶却虔信的信徒时，陈桂林也没有那种首恶必除、从者免责的同情心，而是一种嫌恶，一种斩草除根的快感。这也是这场戏成了这部电影最大的华彩的原因。黄精甫戏谑地违背了弱者必对的道德常规，在这场戏中，没有那种为弱者的恶找出理由开脱的高尚觉悟，他冷血残酷地指出：弱者的恶，与强者的恶是一样的，首犯的恶与从犯的恶，在一个罪恶链条里同样重要，所以片中陈桂林大开杀戒，将首犯与从犯全部处决，只有这样，才能让恶没有藏身之所。

而那些从犯们毫无畏惧的眼晴，与陈桂林同样没有怜悯的表情，构成了这部影片真正最大的悲哀，在善与恶之间，没有转化的可能，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他们就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异世界。

这种绝对悲观，以及基于这种悲观所采取的偏执激愤的行为，一起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所谓爽感。这种爽感，其实也是所有B级片和CULT电影爽感的来源。

在中华儒家文化圈这个被道德教条重重捆缚的社会，其实产生真正CULT电影的机会较少，香港这些年也只有郑保瑞和邱礼涛导演仍然保有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疯癫劲儿。因为中庸是主流文化的根本基因，但也是这种中庸，让主流文化所不能完全覆盖的内心，其实淤积了很多情绪，这也是这部电影公映后产生如此大动静的底层原因。

当然，真正的极端在院线片这个领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影片本能地增加了一些保险性的元素，来对冲那有限的出格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影片前面对于亲情短暂却极度煽情的强调，以及最后认罪伏法时的那些处理，用这种极度正常正确正规的道德观，去覆盖掉影片中间体现出的对人这个物种的蔑视和厌恶，以及对人类无可救药的绝望。

但这些微露出的些许锋利，已经比绝大多数院线片走得远太多，以至于有了先锋文化的那种不管不顾的酷感。

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部但凡有点追求的电影，总是要试图在已被格式化疆域的边缘探索，呈现某些人类极端却真实的现实、情感以及思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让多元性真正存在，而多元才是人的本真状态。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令人无奈的。因为在电影史的任何一个阶段，比这部电影出格的影片数不胜数，但不幸的是，它们很多都处在一个以挑战甚至是挑衅为荣的艺术时代，于是它们很多也就被湮没无闻，而这部电影，则因那一丁点儿「锋利」，在这个安全至上的年代，收获了过多的「这都敢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