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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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贵阳市南明区的某街道，一户杨姓人家5岁的二女儿杨妞花消失了。

几天后，杨妞花出现在河北邯郸的农村，被改名为李素英。对身世的好奇，贯穿了她整整26年的人生，她从未停止揣测——她究竟是被父母抛弃的，还是被拐带走的？

2021年5月，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贵州的家。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姐姐告诉她父母都去世了。从她「消失」那一刻起，这个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面对失去的这一切，回来的女儿杨妞花，决定复仇——

文｜吴向

编辑｜楚明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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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别于10月底、11月初，在河北邯郸两次见到杨妞花。那时她的复仇计划已开始两年，即将接近结尾。她预计不久后会有一趟往返贵阳的行程，机票、食宿都不便宜，她得攒钱。每隔几天，她还要应对一些来访者，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后，杨妞花会随意在路边或车上吃点早餐，匆匆赶往她经营的美容店。美容店开在镇上一处并不算优越的位置，是她和一位朋友合开的。店铺招牌上印着她的微信头像——她穿着短裙套装站在镜子前，镜子里是穿苗服的自己。她每天坚持化妆、穿着干净利整，「一个做美容的，要是邋里邋遢的，就没有人相信我了」。不过杨妞花说自己并不擅长化妆，只会把脸擦得白一些，嘴唇变红一点。她眨眨眼睛，她的眼球又黑又亮，眼尾上挑，双眼皮褶皱明显，用有些骄傲的语气补充：「我不用怎么化眼妆，人家都以为我开过眼角了。」

[color=rgba(0, 0, 0, 0.9)]杨妞花在店里人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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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5年被卖到邯郸的农村后，这双在北方较为少见的眼睛为她招来不少闲言碎语。「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像兔子，性格又活泼爱动，企图以这个外号来「提醒」她——「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这个外号被邯郸家里年近70岁的奶奶听到后，「总觉得我的眼睛里带着不服气」。眼睛成为杨妞花挨打最多的理由，奶奶用得最趁手的工具是拐杖，「她让我跪下，迎着头打下来。我必须低头，不能让她看见我的眼睛，否则她会打到我低头为止」。长大后的杨妞花这样理解她，「我5岁才被卖过来，已经有记忆了，奶奶怕我养不熟、怕我跑。」2021年5月中旬，杨妞花通过网络找到家，回到贵州认亲。多年来在北方因为长相明显不同于他人，让她对外貌极为敏感，她在村口就发现：「大家都和我长着一样的眼睛。」「你是被你亲生父母扔掉的」，被卖的很多小孩都听过这样的话，杨妞花也不例外，但她一直对这句话充满质疑。杨妞花对父亲的眼睛仍然有记忆。她记得，有一次父母下班后带了鸡腿回来，自己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觉不愿意起来。父亲坐在床边，将鸡腿一点点撕碎喂给她。她睁开眼，接上父亲温柔的目光，「我这辈子都没遇到第二个人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个画面在后来，反复被她拿来证明父母的爱。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5岁的时候，爸爸把她架在肩上，旁人看到后劝爸爸：「她都这么大了，你让她自己走。」爸爸笑笑，不把她放下来。贵州的家里总是有零食水果，她吃过鞋底一样的果冻、紫色的大米……她记得有人曾用零食诱惑她，她心想：「这些东西家里都有，一点也不稀奇。」对于1995年冬天发生的事，杨妞花曾幻想过很多版本。这其中最坏的也不过是父母再婚生下儿子，不再惦记她。但只要她能找回来，她就可以将这些年的心酸都告诉父母。2012年，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9年过去，她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2021年5月初，31岁的她通过互联网，联系上已经远嫁江苏的姐姐杨桑英，才补充完故事的另一面——1995年，妹妹杨妞花丢失；1997年，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1999年，母亲熊棉衣郁郁而终；姐姐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的那一年，不到12岁。杨妞花也确认，她不是被父母抛弃的，而是被人拐走的。姐妹俩刚联系上的时候，杨桑英就直白地告诉她：「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她脑子嗡的一下，不停追问：「你说谁去世了？」2021年5月16日，认亲仪式的第二天，姐妹俩去给父母上坟。父母的坟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家里当时没有主事的大人，后事办得潦草。去往山头的路长满杂草和荆棘，堂哥走在前方拿着锄头边走边砍。杨妞花走在堂哥身后，越往上越难过：「我爸怎么埋在这么偏的地方？」说是坟，但看上去不过是个小土堆。坟前没有墓碑，杂草丛生，鲜有被祭奠的痕迹。眼前的坟让她对于「爸妈不在了」有了强烈的实感，她跪下来，抑制不住地大哭。在那之后，这样的痛哭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杨妞花的家中，「这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又扑了一场空的巨大悲伤之后，杨妞花逐渐冷静下来，「复仇」的想法酝酿而生。这个家庭从1995年后经历的所有悲剧，都指向把她拐走的人。她决定抓到这个人贩子，让对方得到惩罚，告慰早早离世的父母。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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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第一步，得知道人贩子是谁，这其实有迹可循。人贩子当年拐卖妞花时，曾在村里有过一个落脚点——王某付家中。王某付是中间人，简单点说，他是这场人口交易的中间商：为人贩子提供住宿，并帮忙在村里寻找买家。年幼的杨妞花经常在村里遇到王某付，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来邯郸和对方有关。但除此之外，她没有更多的认知。奶奶还曾去问过王某付杨妞花的生日，对方给在纸条上瞎写了一个，她过去一直把假生日当成真的。杨妞花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她路过王某付家里，见门开着就拿了两个石头做的小狮子。奶奶问她是不是偷的，她说：「门开着就不算偷。」后来对方也不曾讨要，两只石狮子现在还在她养父家里的冰箱上放着。长大后的她回忆起来，觉得有一些荒诞：「这件事和余华英拐走我的逻辑差不多。」这不是杨妞花第一次向王某付询问自己的来历。十几岁时，她就多次尝试，但对方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她只好放弃。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她找到家了，父母却去世了。这一次，她逼迫自己一定要拿到线索。2021年的下半年，她频繁前往王某付家中劝说他。我没能争取到一个和王某付对谈的机会，杨妞花决定开车带我去王某付的房子外看看。王某付家离杨妞花养父家很近，步行不到十分钟。小屋子外高墙筑起，透过围墙只能看到房顶，围墙上爬满了藤叶。狭窄的院子里，停着几辆破旧的电动车，那是来打麻将的人留下的。村里为了让他有收入能够吃饭，在他屋子里摆上两张麻将桌，每次来打麻将的人就付两块钱的电费。说服王某付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并不愿意再面对26年前的错误。但他当时已经90岁，超过了服刑的年纪，「供出来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杨妞花觉得这是突破口。她开始抓住这一点不放，一直跟对方说好话，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耐不住一直被追问的王某付松口说出一句：「我只知道是小余带你来的。」「小余」两个字立刻勾起杨妞花的回忆，「是不是余华英？」 事实上，她的记忆里一直有余华英这个名字，但名字属于谁，她不确定。她设想过会不会是妈妈或者姐姐，直到王某付说出「小余」两个字，她才想起来这一切。王某付有点惊慌，他没想到一个5岁的小孩能记得这么清晰。「姐姐和妈妈的样子我都记得比较模糊了，但爸爸的样子和名字，以及余华英的，我记得一直特别清晰。可以说当时我记住了这辈子我最爱和最恨的两个人。」在给杨妞花寻找买家的那段时间，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她被安排站在寒冬里给余华英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我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来找余华英的男人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讲话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她听不懂，把他判定为邯郸人。还有一个南方人，讲话她听得懂。南方男人曾喊出了余华英的全名。于是，杨妞花的记忆里存下六个名字，尽管前面几个都不太准确：「有一个叫杨新明（民）的，不确定是不是我爸爸；妞花还是妞妞，应该是我自己；姐姐好像叫桑英；妈妈名字最后一个字是yi这个发音；外婆叫阿布代。」妞花依靠这些记忆碎片找到了家，却也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家。认亲两年来，杨妞花很少睡过一个好觉。她经常梦见有关家乡、有关童年、有关父母的一切。梦里大多时候都看不见父母和家人，有的只是老家猪圈对面的山洞——她在山洞里看向对面没有家人、没有炊烟的小屋子；大片的油菜花地头，站着一棵树，她总觉得妈妈就在树下，但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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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之后，杨妞花在邯郸多次报案，当地警方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但只要一回家看到床头柜上亲生父母一家四口的合照，她就不甘心。2022年1月，她再度找到公安，对方提出要她回事发地贵阳报警。她立即动身去贵阳，之后的半年，她常常往返于邯郸和贵阳之间。在派出所，她总哭着重复一句话：「我妈走的时候才32岁。」出发去贵阳之前，丈夫老许曾提出要一起，她拒绝。她知道自己女性的身份能够减小别人对她的警惕，立案可能性更大。杨妞花对人有自己一套熟练的体察和打交道的方法，这几乎贯穿了她对所有关系的把握上。从街头的店主，到店里的顾客，再到警察、记者以及其他关心她的来访者，她很清楚自己可以应对得很体面，「基本跟我接触过的记者，都觉得我特别好相处」。美容店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杨妞花和她们说话时很有耐心，有些客人对产品不了解，她就从头到尾解释一遍。从前卖化妆品时，她习惯把竞品也分析一通。杨妞花会下意识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寻亲成功后，她回到贵州老家，几乎给每一个亲戚都拍了一条视频，事无巨细地介绍这些亲戚为她和她的家庭做了些什么。说到堂妹，她说：「多亏妹妹认出我来。姐姐丢得太早了，应该抱一抱你的。」聊到舅舅，她说：「舅舅的话不多，不是在抽烟就是望着我们笑，舅舅为我们一家操劳了许多。」到堂哥堂嫂，她将对方做的苗服、筹备的饭菜都拿出来展示……在镇子闲逛时，我们走进一家服装店。买完衣服后，杨妞花回到车上说：「你看，这个老板和别的卖服装的女的不一样，别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也不咋收拾自己。」我不解地看向她，示意她继续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店，就猜她应该不是那种为了卖衣服瞎吹的那种人。」后面的接触中，她发现这位老板确实如她预料的那样。她在脑子中对记者有分类——有些人简单录个视频或者在电话里说两句，是赶时效的；有的一跟好几天、也不怎么经常提问，是回去写长文章的。她对这些充满好奇：「媒体是怎么赚钱的？有多少粉丝？」也有过一次不太开心的经历。一次视频拍摄时，她在现场表达的是自己虽然痛恨余华英但还是尊重法律，但视频里剪掉了后半句，变成了「我巴不得余华英去死」。但她想了想又表示理解，「毕竟媒体也需要流量」。这或许是杨妞花被拐后多年来求生的本能所致。教会她低头、看眼色的第一个人是奶奶，「奶奶说东绝不能往西，要我洗碗就不能先扫地再洗碗」。奶奶发号的所有命令，她都无法拒绝，无论多么离谱。比如，奶奶曾因为丢了一只鸡，让年幼的妞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找。现在杨妞花回忆起来，觉得奶奶也并非有意苛待自己。她的理由是，那个年代的贫穷家庭，对待孩子的方式大多传统，何况她还是「半路来的」。她的原生家庭才是例外。她甚至感激1995年冬天奶奶对她的收留，「不然我没准会被卖去更差的地方」。杨妞花被拐去邯郸后，不像男孩那么好「出手」。余华英带着她在村里逗留了十多天，还是没人愿意买下这个南方的小丫头。余华英对外宣称：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奶奶听后，偷拿聋哑儿子用来娶媳妇的钱，又卖掉家里所有的粮食才凑够2250块。另外的250块，是中间人王某付的「好心随礼」，一起给了余华英。奶奶用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杨妞花从村东头载回养父的家，她站在「新家」前很久都不愿意进屋。之后，奶奶给她取名叫李素英，成为这个家的孙女。起初，养父并不接纳这个花掉自己「媳妇本」的女孩，总是在和奶奶吵架时，用手指指杨妞花，示意把她还回去把钱拿回来。「但养条小猫小狗，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杨妞花觉得自己和小猫小狗没什么不一样。一天，养父拿起一个馒头夹些咸菜，正准备往嘴里塞，扭头看见杨妞花正眼巴巴地盯着他，犹豫了一下，把馒头递给她。养父靠给人修鞋补鞋为生，后来去村里给人修房子，开始有工资后，经常偷偷摸摸地给杨妞花零花钱。「一毛两毛地给，还跟我比划不要告诉奶奶。」尽管养父对她还不错，她那时候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的外人。加上村里的谣言——「说我是我爹的童养媳」，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养父产生误解和排斥的心理。小时候，杨妞花尝试过用一些方法保全自己。她排斥和养父单独相处，即便养父从未有过任何逾矩的行为。奶奶去世后，客厅漏雨家里没钱修，她也没地方住，也尽量不回家。每次春节不得不回家，天快黑的时候，她就去同学或者闺蜜家里过夜。13岁那年，奶奶在村里人的撺掇下，不让小学刚毕业的杨妞花继续读书。杨妞花学起村里人的说辞：「你看她（杨妞花）眼睛老圆溜溜地转，可聪明了，书念多了就跑回南方了。」之后，杨妞花开始在超市配货，去雪糕厂上班。好不容易熬到16岁，她偷拿身份证才逃去江苏打工。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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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工的那些年，杨妞花一次恋爱也没谈过。那会儿厂里的男孩女孩流行在网吧约会，男孩打游戏，女孩看剧，比如《青蛙王子》一类的。她每次去都是和女孩们一起。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婚姻和家庭，而不是短暂的爱情，只有血缘上的联结才能让她安心。

杨妞花和老许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见了一面基本就定了下来。2009年春节相完亲，11月就结了婚。杨妞花当时相亲只有一个条件——对方不打人就好，「我挨打挨够了。」「老许家就在隔壁村，打我，我就跑回去」，则是她当初择偶时的重要考量。婚姻对杨妞花而言，有点冒险，也有一定赌的成分，赌她有没有运气成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健全的家庭。好在老许婚后对她不错。结婚14年来，因为知道她不敢独自睡觉，老许很少去外地。有一次，他在五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县里工作，原本不准备回家，但又担心起杨妞花来，连夜骑着摩托赶回家。杨妞花现在有两儿一女，孩子们都在离家不到100米，转个弯就到的学校，但她还是坚持让家人们轮流接送。曾有人问她儿女双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儿子，她说：「我在邯郸的这些年，周围没有一个跟我面孔相似的。我很羡慕长得相似的人往那一站，一看就是一家人的感觉。」有一次，4岁的女儿坐在电动车后座，她听见后座许久没有声音，回头一看不见女儿——挡风篷窝了下去，女儿处在视线盲区，「当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好几次，我们无意间聊起关于婚育的问题，我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想生孩子。她问：那孤单了怎么办？我说，很多人会养宠物、会交朋友。她立即用一种很坚定的语气告诉我：「生一个就知道了，血缘上的关系是没办法（被）替代的。」我把小猫照片给她看，她半开玩笑地对老许说：「把咱三个孩子拉出来给她看看。」即使家庭完满，杨妞花至今仍然不适应和他人的亲密接触，连女儿也不例外。女儿爱撒娇，有时候拥抱她，她受不了，起一身鸡皮疙瘩，「我在邯郸长大的这些年，从来没有人牵过我的手或者抱过我」。生大儿子之前，她从未和老许谈论过自己的身世，「不生下孩子永远不是一家人」。儿子未出生前的一个晚上，她以担心娘家没人给孩子做虎头鞋为由头，慢慢打开话匣，主动聊起这些年的经历。随着讲述的深入，她又将对自己被拐的揣测告诉了老许。老许起初不信，「你一看就是山里人不要的」。但听了她关于原生家庭的描述，老许逐渐觉得她的猜测更加合理，并在第二天告诉自己的父母。公婆听说后专门给她打了一通电话，还曾给她钱让她去寻亲。后来，也是在公婆的支持下，她才正式走上寻亲之路。寻亲成功两年来，老许下班回来只要见家里有记者或者警察来找杨妞花，就默默地准备上一桌子菜。对于杨妞花的故事，他很少多说。妻子讲述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见对方情绪低落就主动岔开话题，缓解气氛。杨妞花坦言，自己的开朗性格，大部分都是在婚后才有的。对于给养父当童养媳的说法，她也是在逐渐感到安全之后才推翻的，「我爹明显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现在养父还在建筑工地做事，总是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帮她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她把家里钥匙给养父配了一把，「但凡我爹要是对我有一点的坏心思，我现在都不可能搭理他」。2021年从贵州认亲回来后，杨妞花曾把原来家庭一家四口的合照给养父看，告诉养父自己找到家了。养父接过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手轮流在两个人脸上比了一下，又指了照片中她的亲生父亲。她立刻明白过来：「我爹说我和他长得不像，跟我亲爸像。」

即便丈夫和公婆比她预料得好太多，杨妞花仍在很多时候透露出小心翼翼，努力维持家庭的运转和自己的体面。坐月子期间，她只要不舒服，就会打电话告诉邯郸家的大娘，大娘接到电话就会拎着各种补品上门。「我就是得让我公婆知道我是有人关心的，哪怕我回头自己再双倍、四倍、五倍地还我大娘。」在做全职家庭主妇的6年里，她极力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精心准备饭菜，「基本上每天把家里拖上三四遍，角落的灰我都拿吹风机吹」。老许下了班回家，「洗脚水都是倒好的」。聋哑养父不懂逢年过节的习俗，比如婆家带了东西上门应该回礼，否则女儿会被瞧不起。杨妞花每次从养父家里出来，都会在中途买上礼品再回家去告诉公婆，「这是我爹买的」。在寻亲无果的9年里，杨妞花做销售、做微商，日子忙得晕头转向。她没有太多时间去纠结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但随着对母亲这个角色的体验越来越深，她也越来越坚定：「我不太可能是被抛弃的。」她想起自己很多时候对孩子都没办法保持好脾气，但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还是把她急得睡不着。何况，记忆中父母那么温柔善良，怎么可能狠心把她丢掉？只是整整9年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她偶尔也会怀疑，是不是父母根本就没找过自己？多年来，除了家人，她没对任何人说起寻亲的事情，「万一真是被抛弃的，多丢人啊」。注册微信的时候，杨妞花想了个名字——「宝贝回家」，每当别人问起来：「怎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她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一直到后来寻亲成功，好多朋友才反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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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 0, 0, 0.9)]2022年6月初，在杨妞花的不懈努力下，贵阳警方成功立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就被一个超市门口的监控拍到，随后在6月30日被捕。

余华英被拍到的时候，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杨妞花在一排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她。警察告诉她，被捕时的余华英正在打麻将。杨妞花说到这里，笑得有些酸涩：「她比我都洋气。」她扯了扯黑色紧身上衣说：「这一件14块钱。」平时接受媒体采访、参加节目会穿上一套稍微好一点的——一套260元的定制的西装短裤套装。杨妞花至今怕黑、怕锁门、怕封闭空间。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院门总是大开着。她和朋友们出去玩，朋友总是把她送回家，看着她走进灯光里才放心离开。她对于黑暗的最初恐惧，是在被余华英拐走后在火车上的那个夜晚。那是在1995年初冬，贵阳市南明区某街道，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刚刚随着父母搬进一间新租的屋子。山区的房屋依靠着斜坡建立，像是一层层摞上去的，里面挤满了从周边省市前来打工的家庭。杨妞花的父亲考上大学，却因为家庭条件差没能去读，婚后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打工。他们白天去上班，就让姐妹俩在家玩。不久后，余华英搬到隔壁，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一家人的信任，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那时小妞花刚学会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但四姨答应给她织一条围巾，「结果围巾才没织多少，我就丢了」。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在火车上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有些不耐烦，大哭：「我要回家！」然后换来恐吓，「再吵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杨妞花安静下来，5岁的她无法判断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敢惹恼这个在火车上唯一的熟人。她在大约凌晨四五点的火车上惊醒，她做了一个梦：在一座山上，妈妈带着许多人四处找她，所有人都在叫「妞花」这个名字。「我叫杨妞花。」她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她至今还记得，车顶上几盏昏暗的灯照射着寂静的车厢，外面风声呼啸。车窗外已经不是那种能够吞噬一切的黑，像是爸妈偶尔起得很早的时候，她猜测是凌晨四五点。一股奇异的味道从她的嗅觉里生出来，「这样的味道我一共闻到过两次，一次是在火车上醒来，一次是我被卖到邯郸我爹家。」她觉得这个味道源于陌生感，「像是买了一口铁锅，还没有开过锅就用来炒菜的那个铁锈味儿」。分不清是一夜还是两夜，杨妞花被带来邯郸。下火车后，她说想上厕所，余华英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于是，杨妞花挨到记忆中的第一顿打，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28年后，这个细节被余华英在庭审现场一遍遍否认。杨妞花对余华英的记忆，一度停留在那场自己作为商品的交易上，她的售价是2500元。零星的记忆定格在几个画面——余华英点钱、余华英挥手、余华英说过几天会来接她。经过审讯，余华英承认，1993年至1996年间，她从重庆、贵州多地拐卖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警察告诉杨妞花，一开始审讯的时候，余华英只承认拐卖过3个孩子，中间人王某付却一口气供出其他8个孩子。11个孩子中，有三对为兄弟或姐弟。而她首次作案是在1992年，卖掉的正是自己的私生子，这个孩子目前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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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是一起公诉案件。但杨妞花想参与进来，咨询律师之后，她提出要求余华英民事赔偿790万元。她知道余华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钱有什么用，能买我爸妈的命吗？」她只是想要余华英受到应有的惩罚。寻亲成功后，杨妞花回了好几次贵州。在亲邻零散的讲述下，她逐渐拼凑出一个家庭在短短4年里支离破碎的故事——杨妞花丢失后，爸妈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爸妈开始整日酗酒。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妹妹摆上一双碗筷。妈妈总会跑到外婆家的窗户下痛哭，谁也拉不走。杨桑英曾经问杨妞花，你见过男人哭吗？杨妞花摇摇头说没有，杨桑英说我见过。杨桑英在8岁之后，频繁听见家中哭声一片。杨妞花被拐时，家里正准备修新房子，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有一天，杨桑英看着爸爸哭着把砖头砸成稀烂。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爸爸望着她发笑。后来，一家人去了贵阳打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爸爸醉酒后，觉得所有人都是人贩子。杨桑英记得有天夜里，她看着爸爸光脚走出家门，就不放心地跟上去看。爸爸走到外婆家坐在门前破口大骂，杨桑英两个小姨都嫁去江苏，爸爸觉得小姨是被外婆卖去江苏的，没准杨妞花也是。外婆知道爸爸难受，也只敢默默流泪，不敢说什么。有一次，杨妞花的二姨从江苏回来，爸爸看见就要她把杨妞花还回来。二姨委屈地直掉眼泪，一个舅舅看不下去走进来指着爸爸说：「你现在就是条『疯狗』，见人就咬。」崩溃的爸爸一下子倒下去，重重砸在一块板子上开始大哭。1997年，爸爸因为胃出血去世，年仅39岁，去世前拉着杨桑英嘱咐：「如果将来没地方生活，就去舅舅家里。」 那之后，妈妈精神也变得愈发不正常。有一天夜里，妈妈生病输液时，一个人跑到山里。被找到时，妈妈手里拿着瓶子，回了半瓶子的血。妈妈说：「我听见我们家妞花在喊我。」两年后，32岁的妈妈也去世了。去世前，杨桑英记得妈妈曾突然振作起来，说是要出去好好打工，供她上学，也要把妹妹找回来。但没几个月，妈妈精神状况变得很差，没过几天就去世了。余华英被抓到后的一天夜里，杨妞花梦到年轻的妈妈来到邯郸。女儿拿着火腿肠，她抢过来说：「这是给外婆吃的。」杨妞花问：「妈，你是怎么来的？」妈妈说：「坐船来的，从一条很宽很大的河上来的。」杨妞花纳闷：「哪里有河呀？」妈妈没说，开心地吃完火腿肠说：「我要走了。」杨妞花跟在后面，一路把妈妈送到水边，看着妈妈上了船。醒来后，杨妞花问老许：「我爸怎么不来看我？」老许说：「我们男的不爱串门儿，在家看家呢。」白天，她给姐姐讲了一遍，纳闷自己从来都没坐过船。杨桑英惊讶：「我们小时候去贵阳就是要坐船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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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中院开庭。余华英被捕的将近一年里，杨妞花想象过很多次和她再度见面的场景。这其中，她最想看到的是——生活得不如意的余华英向她下跪，祈求她的原谅。「余华英应该痛哭流涕，应该生活得很差劲，应该浑身是病，她应该向我、我死去的父母以及所有的寻亲家庭道歉。」开庭了。杨妞花焦灼地坐在庭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余华英被搀扶着走进来。「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想冲上去打她，告诉她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她在法庭上死死盯住余华英，期待对方抬头看向自己的眼神里能有一丝歉意。整个庭审前期，余华英都没有看向她。对证环节里，杨妞花指出余华英曾殴打她，余华英这个时候才抬起头看向她，她又看到那双曾经令5岁的自己无比恐惧的眼睛。余华英否认掉这一情节，并在庭上指责杨妞花撒谎。律师问余华英：「既然你否认殴打小孩，那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跟着一个陌生人好几天甚至十几天都不哭不闹？」余华英回复：「那他们不哭，我有什么办法。」她在法庭上总是重复一句话：「我不晓得。」庭审最后，杨妞花跪下来，请求判处余华英死刑。一审结束后，杨妞花像个战士一样走出来，向大家宣告余华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姐姐杨桑英怯怯地站在她身边抽泣。妹妹被很多人称赞，杨桑英是头号粉丝。面对提问她总是回复：「你去问我妹妹，她可厉害了。」


两姐妹仍然承受着被拐这场悲剧的余震。杨妞花忘不了姐姐在告诉她父母死讯的时候，用的是「你爸你妈」。她在地里走得飞快，又强调了一遍：「我记得很清晰，她用的是你爸你妈」。杨桑英对妹妹情感复杂，既有时隔多年找到妹妹的欣喜，也有过怨恨。在成长时期，她经常觉得要不是妹妹走丢，自己也不会家破人亡。但她知道这件事不是妹妹的错，所有复杂的情绪最后都会落在自责上——自己怎么没从人贩子手里拦下妹妹？妹妹被带走的那个早晨时常出现在杨桑英的梦里，她在梦里每一次都拉住了妹妹。但每次醒来，她发现不管在梦里拉住多少次，都改变不了现实里没拉住的那一次。后来，她每次看到眼睛大大的、凹下去的女孩，都会忍不住问：你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爸爸去世的时候，杨桑英大哭了一场，等到妈妈去世时，她已经哭不出来。11岁的她彻底成了孤儿。村里有人看见她就骂叫花子，说她导致妹妹丢失、克死父母。2009年，杨桑英远嫁到江苏南通，她一直排斥回老家，无法独自面对已经空无一人的家。她觉得自己一直被困在一个小黑屋里，直到妹妹找回来，她的世界才有了一点光亮。在杨妞花眼里，自己心心念念了27年的家找回去只剩姐姐，她担心姐姐不接纳自己。因此，她跟姐姐相处时比看其他人脸色更勤，有时候不小心和姐姐争论起来，她觉得委屈也只敢咽下去。她知道，两个人中，姐姐从来都不是那个幸运儿。成功相认后，姐妹俩几乎每两三天就要打一通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她们总是把童年共有的记忆翻来覆去地讲。最初那段时间，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很少主动说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2022年春节，杨桑英带着全家来邯郸过年。两人相认已经快半年，但杨妞花许多时候跟姐姐说话仍会紧张。直到有一天，杨桑英先打开了话匣子：「你是不是一直在讨好我？」那一刻，杨妞花知道自己半年来的小心翼翼被看穿，开始浑身发抖。她把手机挡在脸上，把脸别到另一边去哭。杨桑英问：「你在哭吗？」然后抱住妹妹，哽咽了一会儿，解释道：「姐姐没有不欢迎你，姐姐只是觉得你好歹有个养父。你看我在贵州，我什么都没有。」杨桑英终于将自己童年的经历讲给妹妹。杨妞花越听越委屈，她告诉姐姐自己在邯郸的日子也不容易，她说起自己如何被殴打、村里的流言蜚语和自己一个人在外打工的日子。姐妹俩在幼年时个性就体现出不同，杨桑英内敛敏感，总是因为挨骂大哭；妞花大大咧咧，有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看着妹妹走丢、父母双亡后，杨桑英变得更加内向。杨妞花送给杨桑英东西，杨桑英总要拿些东西还。杨桑英在舅舅家里生活时，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认为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她那时候不知道，妹妹送东西只是为了让她开心，而不是想要换回什么。那次谈话之后，她感觉两个人亲昵了一些，杨桑英不再排斥妹妹送的东西，有时候还会跟人「炫耀」一下。在杨妞花视频底下，经常有网友评论说杨桑英冷漠。她维护杨桑英：「我姐姐只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她只是打字不熟练，不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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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余华英提出上诉。终审没定下来，杨妞花没法彻底放下心来。11月7日中午，杨妞花收到一条消息，是律师发来的余华英的上诉状。她立刻停止说话和手里的动作，掀起门帘往外走，视线始终停留在屏幕上。上诉状几乎是根据余华英的口述整理而成，保留了很多口语表达习惯。余华英的主要观点是：自己那时候太年轻、日子太难，逼不得已；要不是有其他人教唆，她一个女人绝对没有能力拐卖儿童。她承认拐卖11名儿童，但觉得一审的判决过重，对于高额的赔偿金也不具备赔偿能力。杨妞花顿了顿，说：「她说她35岁的时候太年轻，可是我妈妈32岁就躺进了坟里。我们全家人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我和姐姐13岁就辍学打工，经历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怎么没有变成坏人？这不能成为她犯罪的理由。」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本案涉事重大，决定择期宣判。两个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杨妞花站在签字台前，余华英被两名法警押着走过来。两人只隔了一步的距离，「她用当年拐卖我的那种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不同的是，5岁的杨妞花只会躲避。这一次，她选择用同样的眼神瞪了回去。杨妞花比预想得勇敢很多。访谈的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如何措辞才能减小提问带来的伤害。但只要她反应过来，就会自然而然接下去。她不厌其烦地讲述那些令她痛心的故事细节，然后重复着难过、落泪。找到家人、抓到人贩子之后，为什么还愿意一遍遍讲述这些让自己难过的事情？面对这个问题，杨妞花想了想说：「现在很多寻亲家长把我当成救星，我得一直活跃。」她每次去贵阳庭审或者直播，都有一群寻亲家长从全国各地过来，仅仅是为了在她的直播间露个脸，增加关注度。有些家长因为长期寻亲花光积蓄，实在付不起食宿的费用，她就主动承担，「一审的时候，我开了6个房间」。

杨妞花在当地也变得小有名气，很多人在街头偶遇都能认出她来。她记得，好几个人当面感叹：「老看你直播，还以为你个子很高，一看就是女强人那种，没想到看着小小的一个。」两年来，杨妞花一共带过五六次货。有人在她的视频下留言，「网红的尽头是带货」，甚至有人指责她消费家庭的苦难。对此，她有些无奈，她在过去两年一直在做寻亲相关的公益，都是自费。「也应该赚点钱，毕竟要继续做公益，还是得付出成本」，她说。不论是直播还是线下卖化妆品发货，杨妞花都会在货品上贴上一张卡片。这是她自己找街边的打印店制作的，花了一千多块。卡片上印着她的联系方式，只要有寻亲需求的人联系她，想要她帮忙发声，她就会无偿帮对方发视频或者尽可能帮忙联系相关的人。如今，杨妞花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复仇的故事，「这是个社会事件，谁能保证自己的小孩不被余华英拐走呢？」孩子被拐之后如何适应、寻亲、认亲，她认为这其中的艰难，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她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在她的观察中，很多孩子并不愿意认亲，「尤其是男孩」。男孩们担心回家后要承担双倍老人的养老。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成家立业，再举家变动是不太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小孩几乎都会被洗脑：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因此，很多人对亲生父母甚至称得上是怨恨。孩子一旦确认是被拐卖的，很可能意味着要和朝夕相处的家人站在对立面。像她这样能够获得现在家庭支持的人，在儿童拐卖案中是极小概率的事情。也有许多寻亲的孩子不愿意去公安部门采血，因为需要养父母在场。贵阳公安给了杨妞花一个特权，想要寻亲的人可以在她的店里采血，再由她把采血样品寄给公安部门。那之后，时不时就会有人来她的店里采血。现在，只要有媒体或者警察联系她来邯郸调查寻亲相关的案件，杨妞花都会自己开车去高铁站接送，「一个车不够，我就带两三个车」。去年，警方在邯郸取证的将近半个月里，她不做生意、不再联系客户，整天跟着警察们四处游说当事人，或者充当邯郸方言的翻译。正是在她的协助下，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中的另外9名儿童也都成功被找到（剩下一名在2019年参加寻亲节目时找到家人）。我问杨妞花：「在被拐卖的小孩里，为什么你能抓到人贩子并且把她送上法庭？」对此，杨妞花几乎没犹豫，直白地回答：「因为我父母死了。」杨妞花经常接到寻亲人士的电话，总是耐心且逻辑清晰地帮他们分析情况，安抚对方的情绪。「看见其他父母能找到孩子，我很开心，能弥补掉一点点我对父母的遗憾。」第一天访谈到下午5点多，杨妞花在摇床里睡着。不到二十分钟，她醒过来，说自己睡了个好觉。复仇的故事快要接近尾声，她心里的大石头快要落地了。她时常想，如果没有那次拐卖，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学历成为杨妞花最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她很羡慕在那个年代还能考上大学的爸爸。前段时间，她给大儿子开家长会，班主任要求每个人给孩子留下一句话，她紧张地想了半天，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只歪歪扭扭地留下一句：「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好好上学。」不过，跟她交流过的很多人，都对她清晰的逻辑和流利的叙述感到惊讶：「你的谈吐完全不像小学毕业的。」她听完，自卑得到一些疏解。但在更多时候，她还是会遗憾自己没能上个大学。杨妞花对自己如今的状态谈得上满意，但也时常会做出一些假设——如果在温柔善良的父母身边成长，她一定不会这样怕黑、没有安全感，不必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装作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也不需要经常带着眼泪从各种有关父母和童年的梦魇里醒来……不过，她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