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中的游戏：从娱乐正当性到数字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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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着悠久塑造英雄的历史。从远古的神话英雄，到如今游戏中丰富的“数字英雄”，每一代英雄都代表了不同时代的背景。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建构和讲述我们的英雄史观？

对于游戏研究者来说，“数字英雄”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视角。

文 | 周 逵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王者荣耀》三分之地项目指导

“游戏研究”（Game studies）的研究领域发展至今，在国际学术界早已形成了较成熟的共同体，并从“古典”游戏研究的语言学、哲学、教育学基础出发，发展出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研究路径取向。

在中国，游戏领域业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网络文化实践领域，也成为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出海的全新疆域。然而，游戏的文化意义还在不断地遭遇着观念正当性（legitimacy）的挑战。

从学术领域看，游戏研究登堂入室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恐怕只能回溯到2017年。
当年，在新闻和传播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首次设置了游戏研究专题工作坊。在此次工作坊的研讨中，既有媒体报道、游戏话语、人际关系等传统传播学角度，也有身体现象学、姿态现象、程序修辞等新兴研究角度，展现了青年学者们丰富的学术想象力。
这种研究的兴起为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角度，增添了多种可能性。次年的《国际新闻界》则首次组稿刊登了“游戏研究”的专题。此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现代传播》等核心刊物中，游戏研究的高水平论文开始频繁出现。
从这个经验抽象出来看，游戏研究所遭遇的学术正当性问题，实际上是整个观念史中关于“娱乐正当性”的一部分。
从世界史的维度来看，“娱乐”的正当性是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确立之后、社会结构经历转型之后才有的这一套观念体系。



在中国，我们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接纳了“娱乐”社会功能的正面价值。如今，这样的正当性依然还在政策和社会舆论上进行乐激烈的观念互动。
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个人记忆里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玩游戏机被家长“撵”过。
当时，我们的游戏厅都是在一些听上去很“社会”的地方——一片灰色经济地带，比如在某个里弄中的某个秘密民宅、某个小商店的后院住家中。当然，也有“光明正大”的地方，比如被改造成游戏机室的工人文化宫等。
而如今，世界最知名的电子竞技比赛是在鸟巢举办的，是“登堂入室”的，电子竞技也进入到亚运会比赛中。所以，游戏在主流的象征性符号秩序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这背后折射出我们整个娱乐观念的变化。
其中，有产业力量的助推。如今的游戏产业已经从“自证正当性”的阶段，走向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全球传播时代赛博世界观和英雄观的讲述者。
这些都是娱乐正当性的体现。另外一个随时间不断变迁的有趣现象，是关于英雄的塑造——从远古时期到数字时代，人类如何塑造英雄？





“数字英雄”
现在的电子游戏中存在很多英雄，这些英雄他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其实，在每个文化里都存在英雄塑造的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前后，我们的影视作品分别是怎样塑造英雄的？那么，在今天的“电子神话学”中，我们又是如何塑造英雄的？
从世界文化产业的经验看，数字英雄塑造大概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神话英雄类的，比如说奥德赛。他是以神力造福于人的，就是开挂的一个神仙。当然，这个神可能是有缺点的。

第二阶段是西部英雄时代，它象征的是前工业时代、牛仔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人一马。比如说《荒野大镖客：救赎》，就是西部英雄时代的故事，这种一人一马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王者荣耀里，我觉得跟刺客比较像。

《荒野大镖客：救赎》

第三个阶段是超级英雄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漫威。
也许是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情境有关，我们看到其中大量形象都是科技和后人类的隐喻——漫威英雄钢铁侠就是一个标准的后工业时代的英雄塑造方法。所谓“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钢铁侠就完全是富人这套方法，靠装备变成一个超级英雄。



第四个阶段，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此时，单人“出道”的英雄不行了，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渴望“集体出道”的英雄，也就是建筑在个人主义之上的集体主义。因此，2008年以后，有大量的这种“成团出道”的英雄。
我觉得《王者荣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包含了这四个阶段：既有后羿、盘古，这些就属于“神力造福于人”的英雄，有一人一马式的刺客，有机关术超级英雄式的（比如鲁班七号），也有成团“出道”的——比如说长城护卫军、五虎上将等。
此外，在《王者荣耀》里还有一种英雄类型——魔种。魔种又分两种：一种是兽耳，比如百里玄策；另一种是会变异的，比如张飞、孙悟空等。在整个西方的科幻文学里有一个词叫mutant，指的就是异种、异类或异变体，与魔种对应。

在游戏研究的角度来看，数字英雄也可以作为跨文化交叉研究的课题。
从叙事上讲，魔种不是异类，魔种也往往是人性和魔性的纠缠，这边有了叙事的弧光。那么我们要问，在此基础上，有没有一种“魔种主义”呢？刚才还说到了《王者荣耀》中的五虎上将，那么我们还可以思考，三国文本是怎么引进来的？我们提到了长城守卫军——我特别喜欢这个板块——长城守卫军里是各种各样的人，既有有魔种的人也有异域的人，还有被流放的人，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主体。
我们当然也大可以从女性主义来分析游戏中的女性形象。
最初，很多人批评超级马里奥，质疑为什么是马里奥（男性）去拯救一个公主（女性）。后来，又出现了《古墓丽影》，大家对它的评价普遍比较高，因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角色，特别受到女性玩家的欢迎。《王者荣耀》中也有很多女性形象，不仅有“古代四美”，更有很多非常“飒”的女性，如钟无艳、阿轲等。由此可以看出，《王者荣耀》其实在对标世界数字英雄的中国电子神话，而这点恰恰是我们以往所缺乏的。
任何玩家在游戏中的实践，都是在一个文本框架之中完成的，这也是一种世界观的框架。从以往的经验看，一个好的流行文化文本之所以能够传播广泛，往往因为其符合某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比如二战时期诞生的美国队长，经济危机中诞生的超人等。
现在所有的流行文化文本，本质上都在推行一个世界观。在《王者荣耀》中，其顶层设计是王道政治、天下主义、江湖义气、新天下主义...那么我们要问，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建构和讲述我们的英雄史观？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数字英雄？




游戏研究者的“双重身份”
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要从事游戏研究的，有两个身份不要弄混：一个是玩家身份；一个是研究者身份。
这两个身份需要处理好。首先，作为一个玩家是有局限性的：玩家的游戏体验是非常主观的，这是个人游戏使用习惯的结果。例如，有些人玩游戏，就只用一种玩法而不去体验其他玩法。但当我们转变身份，作为一个做田野的人进入其中，这实际是在鼓励自己跳出舒适区。
“我在即田野”。数字田野学者的身份会鼓励你跳出原有行为模式的舒适区，让你去研究那些你所不了解的东西。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视角、敏感性和好奇心的时候，就会丰富我们的游戏体验，以及对环境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觉得也要处理好游戏研究和整个社会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关系。
我们的论文不是游戏攻略，大多数时候是给非玩家(non-player)评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越是新的东西，当我们去研究它时，越需要保守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你研究本身的合法性。
以上，是我个人关于游戏研究的感受。期待和每一位游戏研究者一起，在丰富世界中重新解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