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如何减少社会对天才的“扼杀”？
这是汪丁丁腾云专栏文章的第五篇。在本文中，汪丁丁从一位他心目中的“天才”说起，而后指出了人类社会迫在眉睫需要求解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减少对社会天赋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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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父亲是穆勒，父子俩都活跃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台湾常译密尔为穆勒，容易与父亲混淆，只好全名翻译，儿子是约翰·穆勒，父亲是詹姆士·穆勒。
台湾的译名，源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译八种”，密尔独占其二。远比他的名学（逻辑学）流传更广的，是他的《论自由》，严复的译名是《群己权界论》，这一译名引出数十篇学术论文。
密尔的自由观“过于偏激”，哈耶克特撰一书，题为“密尔与台劳夫人”，意在揭示密尔偏激自由观的私人理由。密尔与台劳夫人（Harriet Taylor Mill, 1807~1858）的凄美情史，始终是思想史家持续探讨的主题。（密尔的自由观：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就不应当干涉；如果一个人的行动，伤害到了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就有权惩罚他。密尔认为人们喜欢压制与自己不同的少数意见，这叫“多数人的暴虐”。）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严复为民初名媛吕碧城讲授逻辑学（这是另一段民国佳话），又译一本通俗教材《名学浅说》（严译八种之八），作者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是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三大领袖之一，现名“杰文斯”，英年潇洒，游水溺亡，学无传人。
三大领袖之二，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洛桑学派始祖。三大领袖之三，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始祖。
据密尔自述，他三岁学希腊文，七岁读柏拉图原文并在散步时向父亲转述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八岁读拉丁文（西塞罗、贺拉斯、维吉尔、李维）、几何、算术、诗词、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希腊原文），十二岁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中世纪学院派逻辑学（拉丁原文），课余朗读父亲《印度史》清样并记录父亲的修订意见，十四岁游学法国，二十岁试图自杀。
又据密尔自述，父亲严格指导下的教育，主旨是历史与政治。十二岁那年，《印度史》出版，自十三岁开始，与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交往密切，父亲每日散步时口述构思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由密尔凭记忆录为文稿交父亲审阅批改并于次日散步时口述相关章节的修订稿，如此日复日年复年，至弱冠之年。
百多年之后，我读斯拉法编修《李嘉图全集》，见到李嘉图与穆勒的信函，推测他在“劳动价值论”思路困顿之余，主要受益于穆勒父子的勉励与激发。
密尔在1832年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论天才”，字里行间，可读出早慧儿童的艰辛与孤独。在我的移动硬盘里，有一套我从“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下载合成的电子版“密尔全集”，约17600页。
密尔生于1806年5月20日，卒于1873年5月8日，享寿不足67岁。我印象里堪称同样勤奋的，只有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自1900年发表博士论文《逻辑研究》至1938年辞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保存的遗稿，共约47000页。不过，大部分遗稿只写给他自己，从未发表。
密尔创作的高峰期，正是他与台劳夫人的热恋期——1830年至1858年之间。此后，台劳夫人辞世，密尔在夫人墓地旁独居写作《论自由》（1859年），激情流淌于笔端，感动严复，遂有1903年《群己权界论》严译原序：
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道，有高识遐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其契合印可为吾劳莫大之报酬。其于是篇也，吾实为所感而后作，是中最精之义，吾与彼共之。吾乃今以是长供养此宝爱悲伤之旧影而已。盖是之为书，尤吾平生他所篡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曩凡成书，为吾妻所复审者，其受益恒不可计量。今兹吾妻不及见其成，故获此益甚寡。此中要义，凡欲得其扬榷者，今此已无，则此书之不幸也。呜呼，洪思尊感，永闭幽宅，使不佞能裒其半以传诸人间，将较自为紬写，其无所枨触扶翊于斯人不可跂及之神智者，其为有裨人群，乃真不可量尔。
每次授课时，读到这段文字，情动于衷而不能自已。经济学家自视最高者，莫过于张五常。而五常教授论及天才，只谈密尔；虽然五常尝言亚当·斯密之下即是五常。
数日前，徘徊于书房，浏览“断舍离”余书，见李涤非的中译本，密尔“逻辑体系”六书之最后一书，标题可直译为“道德诸科学的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译名“精神科学的逻辑”，页边有我当年的笔记，故得续写那时的感慨：密尔是天才。
约翰·密尔著《精神科学的逻辑》
相比而言，斯密担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从未写过密尔这样的小册子概述道德哲学的整体框架。虽然，斯密早于密尔百年。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在斯密之后出现了百年沉寂，马歇尔说过，百年沉寂中的唯一骄傲，就是密尔。不仅承上启下，而且诸君莫忘，法国神童皮凯蒂2014年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密尔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这一思潮当之无愧的学院派开端。
平心而论，皮凯蒂的史料分析与计量分析都很优秀，当年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被誉为“经济学神童”，不算“过誉”。两百年来，全世界累计数十万经济学家，据我判断，密尔可列入天赋最高的万分之一，虽然，还不能列入天赋最高的十万分之一。
我读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2011年中译本）时注意到蒙克的这一猜测：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他不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这是心理学近年发表频率较高的主题，天赋过高，必不适合生存。
现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为遵循民主社会的“政治正确”原则，逐渐以“天赋”（gifted）这一单词取代“天才”（genius）这一单词，又逐渐以基于科学方法的“智商”来测度天赋。最后，智商的量表，以160为最高分数，涵义也很明确：可比人群内的可测智力为最高的万分之一。至于坊间流传智商更高的儿童，例如童年时期的陶哲轩，学界不予评论。
人类文明史记载的天才与史前文明的天才，我根据西方数据推测，大约三千人，依人口基数分布于十五万年之内三个“天才辈出”的时期，第一时期约一千年，第二时期约五百年，第三时期约两百五十年。我们现在享有的文明，主要是这些天才创造的。与他们相比，其余的人仅仅享有文明，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事实上，地球上总共已生存过至少一百亿人类。假设天才的发生概率是万分之一，那么，地球上应当产生过至少一百万个天才（15岁的时候智商高于160）。可是，有记载的不过三千。其余的天才，都被扼杀了——被其余的人扼杀了（参阅我的文章《天赋，名望，创造性及其代价》，汪丁丁财新博客2020年5月18日）。
密尔是天才，虽然，他的天赋不是最高的。为要有所成就，我注意到，天赋必须保持在某一阈值之下。
我三年前在朋友圈里推荐过一本新书，2016年出版的《The Genius Famine: Why we need geniuses, why they're dying out, and why we must rescue them》，标题是“天才荒”，副标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天才，为什么他们正在消失，为什么我们必须挽救他们。”
在我的理论视角下，我写了一本书——2017年出版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多数读者，首先是编辑，认真读完了仍不晓得我所谓“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故而，我又写了几篇文章，例如，2017年《学术月刊》第8期《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
首先列出三项基本事实：
[*]智商是正态分布的。因此，任何社会的天才数目与该社会的人口成正比，例如，万分之一；
[*]这些天才平均分布于全部家庭；
[*]财富的“幂律”见于古今中外全部人类社会，即百分之十的家庭占有财富的百分之九十而百分之九十的家庭分有其余财富的百分之十。
左：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右：密尔在《群己权界论》中的自序。
以上三项事实意味着，若以“天赋”为社会拥有的自然资源，那么，全部天赋的百分之十，由于投生于富裕家庭而有充分开发的机会。全部天赋的百分之九十，很可能被浪费。
行为社会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行为学”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参阅我2011年写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任何社会必须求解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是：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减少社会天赋浪费？
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后者固然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优势，与前者相比却更容易扼杀天才。我推荐的2016年那本以“天才荒”为题目的新书，主要讨论民主社会为何倾向于扼杀天才，而那符合我们的常识：市场与民主倾向于用同一标准衡量全部资源。
密尔在1832年《论天才》中已说过，社会倾向于要求人们能够自食其力，可是天才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 1839~1914）是天才，他开创的哲学，汉译是“实用主义哲学”，已被严重污染，不能传达原意。
根据天才皮尔士的传记，雇主们认为皮尔士是“最不可雇佣的人”。但是皮尔士对当代社会影响深远，晚近二十年颇有整合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与现象学之势。
据罗素传记，天才的密尔在晚年成为天赋相似的新生儿罗素的教父。受台劳夫人影响，密尔虽是剑桥大学“天才俱乐部”（Apostols）的成员，却不热衷于俱乐部的活动。相比而言，俱乐部的晚辈如罗素、摩尔、凯恩斯父子、维特根斯坦，政治思想远不如密尔激进。
台劳夫人病逝后，她与前夫所生的小女儿海伦，成为密尔最密切的思想对话者。海伦是这篇文章引出的第三段佳话，她是女权运动领袖，与无政府主义领袖并列为激进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密尔之为罗素的教父，固然因为与罗素的爷爷（英国首相）是老友，但可能也另有原因。
边沁和密尔主导的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改革，在罗素出生时已入末路。密尔自传的初期手稿“前言”，特意通知读者，这份自传与他的私人生活无关，旨在提供未来教育的素材。
民国以来，“教育救国”，是知识界难以回避的主题，尤其是在“实业救国”已基本完成之后。
总之，上述的基本问题，实在是人类社会迫在眉睫需要求解的。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螳螂自语》，我的努力，现在依旧，或更接近那时的自况。
参考文献：1. 汪丁丁.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 汪丁丁.《翻译的可能性》. 财新博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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