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研究病毒那样理解谣言：恐惧、阴谋论如何杀死群体智慧
人类曾经战胜疫情，但从未真正消灭谣言。从传播动力学等角度看来，对“病毒网络”的研究成果可以带给我们关于“社交网络”的启发，例如：治理谣言，只靠删帖是无效的；又如，只是辟谣还不足以建立“群体智慧”。还有什么？
❒Peter腾云特约作者
回想今年1月，“新冠疫情”虽然已经在媒体中有所报道，但远没有如今这样铺天盖地。随着疫情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全国人民每日最大的关切，另一种更为隐秘的病毒——谣言、阴谋论、恐惧也随之而来。
病毒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而“精神病毒”则会损害我们的判断力。在这篇文章中，我会从网络科学的视角，讨论社交媒体上信息、情绪与决策的相互关系，以及这对我们未来的舆情管理意味着什么。
01“情绪”跑得快
相比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往往带着更加强烈的感情色彩。例如去年圣诞节的“朝阳医院伤医事件”，绝大多数自媒体的“爆款文”只是一味的谴责，而没有提出关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采取哪些措施的信息，也缺少深入分析。在持续发生的伤医事件背后，人群所接受的信息出现极化与对立，并结合其它看似无关的社会新闻，最终构建出一条连贯的逻辑主线。
相比客观中立的报道，带着情绪的文字，具有更好的传播性。而相比正面情感，包含负面情感的内容，能够更广泛、更快速的传播。根据2013年一项基于微博数据的研究，将微博上的情绪分为愤怒、喜悦、忧伤和厌恶四种，发现在社交网络的不同时间点上，被归类为愤怒的消息相关性最高。这意味着你看到的和愤怒有关的消息，有很大比例可能出现在其他人的朋友圈中。
根据2017年的另一项研究，使用代理人模型（agent based model）的模拟，研究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初始情况下，即使社交媒体中包含愤怒内容的数量比包含喜悦情绪的内容数量少10%，但由于愤怒内容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并能够通过网络中的“弱连接”覆盖到更广的人，最终也能够在网络中占据主流。这和“病毒”十分相似。
而用马修·杰克逊教授在《人类网络》这本书中的话来说：“我们从许多渠道听到同样的信息，容易发生重复计算，因此相信其真实性，而实际上那只是网络中不同路径传来的相同消息。”
回想这些天我们的朋友圈中，有多少裹挟着愤怒的信息，夹杂着谣言与阴谋论，从不同路径一次次传播而来，扭曲了我们对疫情的认知。
不只是愤怒，在疫情来临时，另一种病毒般疯狂扩散的“情绪病毒”——恐惧——成为我们的重大敌人，它会极大影响我们个体决策并干扰群体智慧。
02恐惧：杀死群体智慧的超级病毒
在二战时，罗斯福用"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名称、没有根据、没有合理性的恐惧会消灭人们转守为攻的努力。
恐惧情绪无孔不入。新冠疫情蔓延至今，我们几乎每天都面对着大量不实信息，我们感叹，从“非典”到“新冠”，之前的错误依然在重复——只是抢购的对象从板蓝根变成双黄连。其实不管是抢购、“无脑”封路、歧视湖北/广东人…驱使这一切谣言扩散的都是恐惧这种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情绪。
在恐惧下，人类个体会做出很多短视的决策，人类会扭曲或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这最终会影响“群体智慧”的产生，导致混乱的局面。
一项关于恐惧如何影响人们决策的研究表明，在恐惧和社交压力下，人们的金融决策会趋向于保守（例如人们会选择过早的卖掉股票），这意味着参与研究的受试者，是根据市场整体对风险的认知，而不是自己独立的对风险的判断，来进行金融决策的。
独立判断的丧失，进而会影响群体智慧，因为群体智慧的产生要求群体中的个体能够独立思考，从而能够相互弥补各自思维和知识的缺陷。恐惧的蔓延使得这一假设不再成立，个体判断力消失，群体变得盲目，进而带来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
恐惧是人类网络的病毒。
恐惧这种迷因（meme）正如病毒一般在网络中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个体感染的概率会有差异，相信谣言的人、“疑似患者”，也有可能向身边的人传播谣言。相似的机制，使得其传播动力学所遵循的规律和病毒的传播之间也有相同之处。
借用病毒传播的模型（例如SIS模型）作为研究的起点未尝不可。毕竟所有的模型都是“错误”的，但只有当拥有模型之后，我们才能进行量化的分析，去探讨什么样的措施效果更好。这也是本文借用疾病的传播模型，来分析谣言传播的原因。
如果将恐惧看成是一种病毒，那么决定恐惧能传播多久的，是人类网络中的“超级传播者”。
03寻找消灭“恐惧病毒”的特效药
谁是“超级传播者”？
我曾试想，自己若是看到了双黄连能够预防新冠的那条微博，会不会去抢双黄连？应该不会。并不是因为我不怕感染，而是因为我有更靠谱的手段——一方面，我能了解到各国权威的对于如何防治这种病的建议；另一方面，由于经常锻炼，我对自己的抵抗力也更有信心。
我的朋友圈中有接近三千好友，作为网络中一个较小的“中心结点”，我在面对谣言时具备这样的“免疫力”，这对遏制谣言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美国2009年针对H1N1疫情的意向研究指出，如果社交圈中连接多的那个人，能够采取自我防护（戴口罩），那么对于社交网络中的每一个人，患上H1N1的概率都会下降。对于社交网络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当社交网络中的中心结点能够自觉不传播恐惧时，网络的结构就会发生改变。
这样的研究为驯服社交网络上恐惧情绪的蔓延指出了一条建议，即主动的干涉那些在网络中呈中心位置的用户——他们相当于病毒传播中的超级节点，为他们推送更为准确的信息，让他们首先做到不传播谣言，也不扩散会给朋友圈增加恐惧的帖子。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高效举措。
在2019年的Nature论文中，研究者关注的是如何在国外社交媒体中对恐怖分子相关的内容进行管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单纯的删除虚假消息、封账号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反而会使相关内容在不同平台间进行迁移。该文推荐的管理方法是综合使用下图中的四种方法，而不是只使用一种。
图片来源：Hidden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dynamics of the global online hate ecology
简单来说，按照干预的粒度大小（横轴）及干预的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除了传统上的左上-“删除文章”，右上-“封账号”，文中特别推荐的是培养隔离用户（左下），即如同上文论述的，让处于连接社交网络的中心节点对谣言具有免疫力。
此外，让用户接触到不同观点的数据（右下方）也十分重要。例如微信新改版之后，在公众号推送界面增加的未关注公众号推荐，这就是非常积极的举措。
该文给出的这两条建议，不只对于管控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适用，对于避免谣言，也大概率是有效的。
经过此次疫情，除了反思我们的医疗防控、物资配送体系，我们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一条与17年前如此相似的谣言依然可以席卷全社会？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建立“群体智慧”？
1644年，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有谁见过在自由和公开的交锋中有真实落败的呢？真实所驳斥的也就是肯定和彻底能打败的。"
这话的确没有错，但我们经不起等待。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谣言因附带的情感，天生要比真相传播的更快，即使等到最终真相战胜了谣言，但是谣言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也已无法挽回。
长期来看，能抵抗病毒传播的，是人体自身的抵抗力，维持一个没有谣言、没有散发着恐惧气息的朋友圈，需要的是让足够多的人具有科学常识和思辨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平台首先需要鼓励多元的表达，从而让平台中有足够多的能促成这一目标的信息。
其次，我们不只需要辟谣。在辟谣的同时，不仅应该列出你看过的那些内容是谣言，还需要列出为何这些消息是谣言的论证。与此同时，还要利用辟谣信息来激发公众去思考何为科学。
用原中国科技馆馆长李象益的话来说：“让公众更多地在辟谣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去分析、去辨析，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提高和培养他们的素质。”具体的做法，也许可以模仿MOOC教学中，在推送的辟谣贴后增加多选题，让读者能够一次识别同一类的其他谣言，或者认识到谣言中包含的逻辑谬误属于哪一类。
04我们要比疫情进化的更快一些
不论是“病毒由外国势力制作”，还是“病毒由国内研究所泄漏”，上述的谣言，虽然并不会如抢购双黄连、挖断公路一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下造成伤害，但也会妨碍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从而导致大众无法对此进行反省。遗憾的是，在与此相关的辟谣中，出现了民众对专业人士不信任的现象。
不少文章认为，因为某一个或某一些研究者的“人品问题”，所以人们拒绝相信他们甚至更多专业人士的解释。对于“谣言免疫力”普遍较低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恶性循环：不论专业人士如何科普，总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坚持认为“病毒是人为合成”的谣言，进而让更多的谣言有可乘之机。
这让人联想起了《三体》中的“猜疑链”，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的增加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信任。
要让权威人士和权威信息重新收获信任，在社交媒体领域，科技可以发挥“向善”的力量。例如，加强推荐权威信息的力度（改变网络结构），在特殊时期，通过人工干预加强权威信息的传播力度，而不只是依靠去中心化的网络。
现在，微信已经让权威信息出现在人们的“看一看”里，未来，也许还可以让更多权威的科普信息源出现在那些“低谣言免疫力”的人的朋友圈中——至少要让更多人看到另一方的观点，不只是任由回音室效应发生。这是重建信任的基础。
疫病总会过去，而我们需要进化的比疾病更快。
只有更多的人能够具有常识并独立思考，当下一个传染病或谣言来临，在一个人际与信息连接网络更加密集的世界，在留给我们反应预警时间更短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感叹历史教给我们的唯一教训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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