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半个世纪前的艺术科学实验 | 《腾云》66期精选
艺术与科学如何跨界合作？上期《腾云》杂志《艺术与科学的迷思》一文中详细讲到了由杰出的工程师与前卫艺术家共同自觉发起的合作共享平台——E.A.T，它被看作是对艺术世界与科学世界合作可能性的初步探索。同时，在这篇文章结尾，作者杨舒蕙还提到了一个名为“艺术与技术”的项目。这个由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当代艺术首席策展人莫里斯·图奇曼于1966年发起的艺术科学实验同样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间的疆界和藩篱。当时的艺术和科技界的先行者们用行动和实验向外界宣告，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从来不是彼此割裂和对立，而是形成合力，共同为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做更多的尝试。今天，杨舒蕙将为你介绍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半个世纪前的那场艺术科学实验。
杨舒蕙浙江大学新闻学博士，艺术家在上一期《腾云》杂志的文章《艺术与科学的迷思》中，我已经讨论了“艺术与科学”实验的其中一种模式：E.A.T。E.A.T其实是一个由杰出的工程师与前卫艺术家共同自觉发起的合作共享平台，是对艺术世界与科学世界合作可能性的初步探索。这种探索出于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打破专业壁垒，寻求跨界合作”的基本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20世纪初德国包豪斯范式移植到美国本土后的延续。 在E.A.T长达30年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已经逾越了旧有的“艺术作品进入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市场循环流通”的路数，与带有实际功能性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并最终进入了社会实验的层面。不单只为艺术展览体制服务——就这一方面来讲，E.A.T显然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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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图奇曼和A&T项目
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外观
在上述文章末尾，我还谈到了一个在时间上几乎与E.A.T完全平行的组织——由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 LACMA）当代艺术首席策展人莫里斯·图奇曼（Maurice Tuchman）于1966年发起的“艺术与技术”（A&T，或者Art & Technology）项目。
莫里斯·图奇曼出生于1936年，本想成为一名漫画家，但是因缘际会，他去读了纽约城市学院的艺术史专业，后来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长期浸淫在由艺术家、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组成的圈子里，27岁便一举成名。作为LACMA的长期策展人，他热衷于策划和研究艺术科技项目。始终以一种先驱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
莫里斯·图奇曼(Maurice Tuchman，图右)
可以说，“艺术与技术”项目是莫里斯·图奇曼事业生涯的核心，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为了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从1967年到1971年间，A&T将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等当时艺术界的明星级人物与美国商业公司牵线搭桥、促成艺术与技术之间的通力合作。这些公司也都颇具名气，其中不乏通用电气、迪士尼和兰德这样的巨头，合作成果由莫里斯·图奇曼策划展览并进行展出。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71年，他在LACMA举办的大型展览达到了名声的顶峰，此前他还被邀请参加1970年在日本大阪举办的世博会，并在会上进行演讲。E.A.T作为科学、艺术跨界合作的另一支合作队伍，也参与了这届盛会。安迪·沃霍尔的《雨机》，左为最初版本，右边是利用现代电子技术，让部分损坏的《雨机》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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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的创意《雨机》（Rain Machine）是A&T项目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案例。这件作品由大名鼎鼎的安迪·沃霍尔和考尔斯通信公司（Cowles Communications）合作完成。《雨机》从策划伊始，便有着非常明确和自觉的“实验”意识，以南加州科技发达的技术优势为基础，由莫里斯·图奇曼与LACMA另一位主管简·利文斯顿（Jane Livingston）从中斡旋，实现了送展大阪世博会的预期目标。 1969年8月，安迪·沃霍尔选择了雏菊作为原始单幅图像，用透镜摄影法（Lenticular Photographic Process）——考尔斯通信公司将它命名为“X射线照相法”（Xography），连续复制该图像，做成了由80幅雏菊透镜状图案组成的“雏菊墙”。 考尔斯通信公司在纽约和安迪·沃霍尔共同完成了这件作品，并将其运到大阪和洛杉矶。1969年11月，在纽约的一次碰头会上，安迪·沃霍尔与莫里斯·图奇曼经过讨论后决定，为了配合将来的展出需要，他们打算将“雏菊墙”打造成一个夹杂了人工造雨系统的装置作品，给予这件作品以更复杂的美学阐释。 艺术家和工程师在“雏菊墙”前面放置了一个人造循环水系统。观者透过“雨帘”，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视觉效果。因为年代久远，当时的喷水装置变得功能失常，并且大部分透镜状图像由于水的损害而遭到破坏，当年的瀑布景观效果不复存在。
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最著名的装置艺术之一：雨屋。利用电子技术，让人们在莫须有中感觉雨的存在。
有趣的是，《雨机》作为技术的部分虽然已经功能失效，然而，通过先进技术追求艺术表现力的目标却一直延续着。莫里斯·图奇曼对这件作品念念不忘，他和数字艺术家雷菲克·阿纳多（Refk Anadol）将《雨机》的概念再一次唤醒了——凭借今天的数字技术，艺术家制作出虚拟的“数字雨”：观众置身展厅之时，可以感受到“雨水”浸润全身、或在微风中挥洒于天地间的效果，雨帘被置换成一道道雨幕，雏菊在新的空间中带给几十年以后的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新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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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科学”的真正诉求《雨机》的创作从开始策划到实际展出都属于A&T项目的一部分（这样的项目有二十多个），它与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的整体理念息息相关。这是一系列完全由策展人和美术馆主导的创作项目，它们作为艺术体制内部强有力的力量，将艺术世界与科学世界以一种临时的、强制性的方式黏合在一起。
这种方式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不可谓不“先进”和不“时髦”，于时代而言，它是应景的。然而，它亦毫无疑问地隶属于一种指向性相当明确的“作品”思维。这种思维是长期以来艺术体制规训的结果。
回到《雨机》这件作品本身——如果不是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著名艺术家参与其中并带来很好的关注度，如果不是80岁高龄的策展人莫里斯·图奇曼的个人情怀，《雨机》之后，如何还能“焕发生机”？展览一经结束，作品倘若没有被“成功处理”的话，恐怕就只剩下走向废品收购站的命运了。 以“作品”为导向的策展思路快速、有效，在短时间看来可以塑造大量闪光夺目的“产品”，但其本质而言依然是功利的和暂时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艺术&科学”所诉求的，恰恰不是一个可见的具体结果，就促成人类认知迭代的终极目标来讲，它应当是规避一系列策略化的过程。 “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实验性作品”是否应该首先放下技术作为实现手段的功利思维，去启发各种新的思考方式，而非催生特定的产品呢？这是我留给下一期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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