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人类何以具有创造性？因为联想和判断 | 《腾云》62期精选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AI）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围棋运动到天体研究，从新闻写作到医学诊断。人工智能的成就越大，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担心就越大——他们何时会完全取代人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认为，在奇点降临之前达成的共识是，人类应尽力将自己转换为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智能生命。
那么，我们为何要投入到创造性思考过程中去？汪丁丁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如此，我们就会注定饱受要求解的问题的折磨，那就意味着更大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那人类的创造欲望又由何而来？
此外，汪丁丁还告诉我们，大家必须放弃关于原创思考的另一偏见——创造本身就是快乐。因为在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始终面临生存压力，他们极少获得如此多的闲暇时间以致可以从创造本身寻求快乐。一方面，闲暇的头脑更容易产生与生存环境无关的联想——所谓“遐想”。另一方面，面对生存竞争的压力，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积累了充分的（即能让我们生存的）判断力（实践智慧）。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XXXXXXX情感模式系列之二：创新思维与人格气质
合适的开篇，是我关于“原创思维”的一段概括文字：……在我阅读范围内，原创思想有至少三种来源：1神启。这是人类体验并记录的原创思想的最古老来源；2天才。自从有了人群，就有关于“天才”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现代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报告继承并拓展。天才对人类的贡献，虽万千倍于普通人，却很少能够生存。这就意味着，我们知道的天才人物的数量不足被我们扼杀了的天才人物数量的千分之一。对天才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能够享有的天才数量正比于该社会的宽容程度。稍后，我将回到这一主题；3发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这是埃森克（Hans Jurgen Eysenck，1916-1997）在确立“精神质”（psychoticism）这一人格维度时提供的解释，今天被广泛承认（参阅“附图一”及“附图二”）。脑内的神经元社会网络结构，依照演化和分工的原则，分化为各种功能模块，也称“局域网络”。在每一局域网络内部形成的任何观念，因为不新，故不是原创的。埃森克以及后来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创造性的观念过程（creative ideation）伴随着大范围脑区的激发……
我不必向长期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家解释，但可能必须向普通读者解释：创造（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原创（originality），这三个在当代汉语里常可交替使用的名词。
经济学家熟悉的“创新”这一语词，由熊彼特系统地论述过。虽然有政治态度和学术路线的重要差异，熊彼特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而且深受这一学派最初几位宗师的影响。就我的理解而言，根据奥地利学派最初几位宗师的论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外化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开端，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描写的“周而复始的”社会经济状态，或以现代经济学术语解释，在这一过程开端存在的“一般均衡”状态，记做“E0”，与这一状态对应，万事万物的价格与数量，记做“P0”和“Q0”，这是两个向量，表示微观的一般均衡，通常记做（P0，Q0）。
在企业家创新过程的终局，也存在“一般均衡”状态，记做“E1”，与这一状态对应，万事万物的价格与数量，记做（P1，Q1）。在这一过程的开端，企业家想象许多可能的终局当中，或许，E1发生的概率以及 E1带来的利润——即企业家能够分享的（P1，Q1）与（P0，Q0）之间的差额的贴现值，最值得他投入于相应的创新过程。注意，这是“主观概率”而不是“客观概率”，它基于企业家对各种未来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于是，他投入于这一过程，当然也可能实现巨额亏损，如果企业家能够分享的（P1，Q1）与（P0，Q0）之间的差额最终是负值的话。
如上所述，创新是企业家活动，创新不是技术发明或科学发现。虽然，创新思维不必是企业家思维。吸引企业家投入于创新过程的，是潜在利润。因为是潜在的，所以可能实现为亏损。企业家为此而成为风险承受者，也为此而获得利润分享权。“风险”（risk）是可重复的事件的概率分布，故而不适合用来刻画企业家创新。奥地利学派思想传统里，由于奈特（Frank H. Knight）的博士论文《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的深远影响，适合于刻画企业家创新的，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它是不可重复的事件的主观概率。在脑科学研究文献中，这两类或然性常被统称为“模糊性”（ambiguity）。
作为动词的“创造”，意味着新的事物的开始、矛盾的对立面的新的综合、向着未知领域的一次跳跃。作为名词的“创造性”，它的涵义或许最完整地符合这一语词在汉语传统里的常识。也就是说，由“创造”这一语词界定的集合，包含了由“原创”这一语词界定的集合。而由“创造”这一语词界定的集合与由“创新”这一语词界定的集合，互不包含，交集非空。关于“创造性”的量表，我见到的文献，由四个子量表和60个问题构成：“流体智能”（fluid）或“流畅性”（fluency）、“开拓性”（initiative）或“原创性”（originality）、“灵活性”（flexibility）、“可扩展性”（expandability）或“详细性”（elaboration）。
开篇的引文，是关于“原创性”的三种发生形态的概括。其中，对这篇文章的初衷“情感模式”和“人格气质”而言，最重要的是第（3）形态，即发散性思考。虽然，出现在这篇文章的标题里的是“创新思维”而不是“原创性”。
我现在应当补充我在另一篇文章概述的创造性思维必须满足的两项条件。晚近发表的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脑科学报告表明，创造性的两大前提是：1）联想，2）判断。“……普通人的创造性需要两项前提，联想是其中一项，仅此绝不构成创造性本身，与联想相比甚至更重要的，是判断。”而且，我在那篇文章里批评了埃森克的偏激思路：关于联想与创造的关系，学术界普遍持有的一种误解是，发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是创造性的唯一特征。根据我的思想史阅读，这一误解源于老资格的人格心理学家埃森克（Hans Eysenck）后期为补充他的人格两维模型而提出的第三人格维度——“精神质”（psychoticism）。
老埃森克在英国的临床案例中收集了统计显著的发散性（“over-inclusive”）思考方式与原创能力之间密切关系的数据，并且，符合经济学家“没有免费午餐”的信条。他的数据表明，那些具有原创能力从而思维过于发散的人，与普通人相比，统计显著地更容易精神失常。何况，亚里士多德，以及塞内卡，早就说过，没有哪一个天才是不带着疯狂的。因此，现代心理学家倾向于将精神分裂症视为原创性思维的演化代价——人类演化生存既然需要天才的帮助，那么，人类就应尽可能包容天才陷入疯狂的倾向——伍迪·艾伦的名言：天才不需要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关于“判断”与“创造性”，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阐述的：人类何以具有创造性？我认为还是要返回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根据我的理解，康德在那本书里论证，人类具有两种判断力，其一称为“范畴判断力”——即判断现象甲是否属于范畴A的能力，其二称为“反思判断力”——即当已有范畴不能涵盖现象甲时提出新范畴A使得甲确实属于A的能力。这里，反思判断力的运用包含着创造性。康德指出，在任何实际运用中的范畴判断力，也常需要运用反思判断力。例如，他在一个脚注里描述过，法官判案，哪怕法典倒背如流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需要的是实践智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反思判断力。“……每一个人的头脑，主要由前额叶承担这项工作，但还涉及诸如‘场景记忆’这样的广泛脑区，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要为足够广泛发散的联想提供具有稳定功能的判断——由这些联想所得的千奇百怪的观念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求解目前困扰他的问题。”
一个人为什么要投入到折磨人的创造性思考过程中去？因为他如果不如此，就注定了饱受他要求解的问题的折磨，那就意味着更大的痛苦。我常提醒周围的朋友关注自己的痛苦，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的创造欲望由何而来？
这里，读者必须放弃关于原创思考的另一偏见——创造本身就是快乐。在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始终面临生存压力，除了通常受家庭保护的儿童和偶然受社会保护的天才，他们极少获得如此多的闲暇时间以致可以从创造本身寻求快乐。一方面，闲暇的头脑更容易产生与生存环境无关的联想——所谓“遐想”。另一方面，面对生存竞争的压力，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积累了充分的（即能让我们生存的）判断力（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被心理学家转化为可观测性状之后就是“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ability of practical-problem solving）”，也称为“实践型智能”，区分于“学术型智能”。实践智慧要求足够强的社会认知能力与社会情感能力，即通常由大脑右半球主导的能力。而学术型智能通常基于大脑左半球主导的诸能力，例如语言和逻辑。也因此，智商研究的一大主题是“智能与群体”，例如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对个体智能的影响。
老埃森克（Hans Eysenck）或许是上世纪最重要的人格心理学家，积累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根据他的观察，创造性思维的头脑倾向于发散性（“over-inclusive”）——超常规地包容极其广泛的线索。这样的心智状态意味着行为主体对发散思维的抑制能力极弱，通常，这是生物的遗传特征。例如，埃森克强调的，遗传概率极高的“精神质”人格。
最初是基于临床数据，晚近20年则是基于各类量表的数据分析，高维的人格模型（例如“大五模型”）被降维到更抽象的“两维度模型”和“一维度模型”。经过旋转（降维）找到的两大主元素，其一反映心智的“灵活性”（plasticity），通常记做“α”，其二为反映心智的“稳定性”（stability），通常记做“β”（参阅附图三）。
▲附图三：广义人格要素（GFP）与“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统计联系（分别都是0.70），以及后者与更低层级人格特质之间的统计联系。注意，灵活性与α之间的统计联系是0.92，故二者可视为同一要素。类似地，稳定性与β之间的统计联系是0.99，故二者可视为同一要素。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人有极高的α得分和极低的β得分，那么，他的思维可能过于发散（想象力极强），却缺乏良好的判断力（良好的判断力与社会认知和社会情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极高的β和极低的α通常意味着心智稳定性过高而想象力可能过于狭隘。人格模型的单一维度，我称为“广义智力”维度。而且，我倾向于将这一人格要素译为“人格普适要素”（the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这一要素刻画了任何物种的任何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包括对特定社会环境的适应，换句话说，将许多人格维度降维到只有一个维度时，这一维度，尽管被称为“人格单一要素”，它与广义智力（the general factor of intelligence，参阅附图四）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
▲附图四：广义智力要素及更低层级的诸智力要素。尚待研究的问题是：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广义智力要素与相对而言短期内形成的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或核心价值观，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否统计不显著？基于荷兰、日本和美国样本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二者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性。
也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几位心理学家建立了人格“大五模型”与上述的“两维度模型”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例如，根据来自德国和土耳其的样本，心智的灵活性（α）统计显著相关于人格大五模型的“外倾性”（E）和“开放性”（O），而心智的稳定性（β）统计显著相关于人格大五模型的“宜人性”（A）和“尽责性”（C），并且统计显著地与“神经质”（N）负相关（参阅附图五）。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两位作者（华沙和苏黎世大学）试图建构“人格-气质-动机-情绪-心理健康模型”的超级理解框架。注意，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稳定时间最短的称为“情绪”（emotion），稍长一些的可称为“心情”（mood），再长一些的称为“气质”（temperament），最稳定的称为“人格”（personality）。在这两位作者建构的“超级性状”理解框架里，α和β成为最核心的两个维度。
▲附图五：心智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对大五人格的影响。在特定的环境里，对于需要求解的特定问题而言，创造性有三重来源：自然，社会，思想者自身。在上述的两维度模型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者通常表现出足够强烈的探索性并且保持足够好的稳定性。
关于人格气质与创新思维之间关系的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揭示了人格与不同类型的创新思维之间的交错互动关系。根据这些作者（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的报告，参阅附图六，外倾性统计显著地正向影响“创新型”创造性（innovative style）但是统计显著地负向影响“适应型”创造性（adaptive style）。很可能因此（两种影响相互抵消），外倾性对“学术创造性”（scholarly creativity）的影响不是统计显著的。对学术创造性影响最大的是创新型创造性，并且，对创新型创造性有统计显著正向影响的是“想象力”（perceiving）。可是，想象力对适应型创造性有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我们常识相符的是下面这一关系：感受力（feeling）对适应型创造性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创新型创造性有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我们的常识不相符的，我认为是下面这一关系：直觉（intuition）对适应型创造性有统计显著的负向影响。
▲附图六：人格气质对不同类型创造性的各种影响途径。以上各相关文献的概述意味着，有助于创新思维的情感模式，以往的研究表明，与“大五”人格维度的“O”（开放性）和“N”（神经质）有关。晚近的研究表明，在诸如两维度模型和广义智力模型这样的高阶模型里，创新思维要求心智状态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最后，创新思维似乎要求在“广义智力”这一人格要素与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或核心价值系统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例如“附图三”所示的“γ”和“δ”）。这里的“适度”，旨在使心智在创新思维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判断力，同时使心智保持足够发散的思维，而不是囿于传统思维。
与此相关，另一有待展开的研究主题是“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情商的量表旨在测度两方面的情感智能，首先是对他人情绪的“敏感性”（sensitivity），其次是对他人情绪的感受的“精确性”（accuracy）。这里，精确性涉及认知过程。 情商量表通常由四个子量表和几十个问题构成：“情绪控制”（emotional control）、“情绪理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社交技能”（social skills）、“乐观主义”（optimistic）。
根据一篇晚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来自伊朗的548名高中生样本，研究得出初步结论：情商对创造性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是，根据最新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来自西班牙的631名小学生样本，初步结论却是：情商与创造性之间没有统计显著的关系。
更晚近出现的主题，是幽默感与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的印象，与常识相符。
这篇概述文章已足够冗长，它需要结束。在我一贯倡导的演化论视角下，创新能力是“物竞天择”演化选择的生命的基本性质，另一基本性质是守旧能力。对人类这一特定物种而言，前者更多是思维方式，称为“创新思维”。后者更多是情感方式，称为“道德情操”。在广义智力要素的人格研究中，晚近发表的报告显示，“广义智力”维度之外的各种人格气质的要素经过降维处理之后的涵义是“道德”维度。也因此，人格各要素的另一概括方式是（参阅“附图七”及其注释）：将上述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视为同一维度的方向相反的可观测性状，而将被试对社会规范的态度视为另一核心维度。于是，个体的创造性与群体为个体提供的生存环境，二者之间有重要的联系，这是我的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附图七：人格四象限模型。这里的α和β对应于第二要素的正值范围，也即对社会规范持认同的态度。第二要素的负值范围，对应于γ和δ，意味着对社会规范持怀疑态度。横轴是第一要素，左侧代表心性向外求索，对应于α，右侧代表心性向内求索，对应于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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