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变学习，比特重构社区 | 腾云峰会之思想精华（下篇）
科技如何赋能文化传播？首先要理解的是，知识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知识的定义，而网络表达又是一种怎样的新型口语化表达？科技如何促进新型社区的进化？我们看到了以大栅栏社区营造为代表的大社区的治理实践；看到了充满想象力的开源村的设想和构建。技术不仅改变了学习、建立了连接，而且也让文化意义上的“梅特卡夫效应”也在显现。
这些科技+文化的前沿探索和思考，正是来自2017腾云峰会的诸多国内外嘉宾分享：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约翰·哈特利，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系教授、美国“网红”佐佐·帕帕查理斯，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著名艺术策展人、开源村发起人岳路平等。
科技孕育新生，人文演绎不朽。2017腾云峰会之思想精华，尽皆呈现于此。
互联网引发的学习革命
约翰·哈特利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授
感谢腾讯以及故宫博物院邀请我来这里演讲。今天我想谈谈文化和科技之间的区别，我的着眼点是知识，以及知识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
有两种知识，一种是比较深入的、跨学科的知识，我们把它组织形成各种不同的科学在大学里教授，并且应用于经济领域，这种知识具有生产力；另外一种是宽泛的，在大众文化中传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且通过口头方式进行分享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连接性，如果你想享用这种知识，你就需要一部好手机，手机上要有很多APP。
传统来讲，大学都更加注重生产性的知识，而认为第二种知识不重要，且非常孩子气，甚至是偏颇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会在他们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中更多使用第二种连接性的知识。
显然，这两种知识有着不同的地位。我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因此我对此事存在质疑——如果电子的全球化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针对这两种知识的偏见。
知识和文化不像物品一样可以携带。服务、商品都可以自由地、跨国界地移动，但是知识和文化不可以。然而，一旦它们跨越国界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全球化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正在日益加速。
我们发现，所谓全球性的知识不过才有500年的历史。随着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愈发全球化。但知识不是这样的。无形的文化，比如各种符号、各种标志可以在创意产业中进行交易，但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却没有实现。实际上，知识全球化正遭遇到很大的阻力，纷争颇多，理解甚少。
尽管两种知识都具有传播的作用，但它们两者间却是割裂的。最近很多类似民族主义的问题出现，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理性的文化，比如特朗普、脱欧和对外国人恐惧等等，这不是思想的交汇，反而是一种争斗。
大学是产生并教授知识的，但一开始的设计却并不是开放的体系，而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即使在今天现代化的大学里，所有的知识也会被分成各种不同的学科，同时还会强调学科内的忠诚度。大学在设计之初就是要捍卫这些专门的知识而不是人类的知识，大学是不相信“知识的平等”这件事的。整个大学体系演变下来会帮助国家，但它却并不是用来帮助个人做更好的判断或者进行有道德的生存的。这是人文学科的目标，但是整个知识树中并没有这一环。如今，随着公众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审核，大学不得不更多地迎合商业与社会，而不再侧重任何不具有生产力的知识。
要真正理解这种知识，我们应该看看暴力的历史。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并且随着文化越来越复杂，犯罪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和三个互相连接的社会现象有关：其一是官僚体系，其二是意识形态，其三是微观团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帝国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也是在提高有组织的复杂性文化，从而抵御来自于外来人口的暴力行为。
随着国家与文化的增加，暴力也增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人们通常将暴力归因于外来人口，认为他们抢了我们的地，使我们的人口变为奴隶。这时，现代的知识体系就产生了。在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识字、懂拉丁文的僧侣带来的。当时常常有各种部落侵入，这些僧侣将这个时期称为黑暗的世纪，所以他们将知识组织起来，用这种方式来抵御外来部落在文化和实体上的入侵。
抵御外来野蛮人的过程，在神话中也有投射。比如凯尔特人、哥特人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故事在不同的文化内有着不同的表达，它在一个文化内进行了编码，并体现在电影以及文艺作品当中。
简单来说，知识并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开放的。对于一个阵营来说，一个观点可能是理性的，但对另外一个阵营来说则可能完全相反。
所谓的真实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像中世纪那般的对某一个事业保持忠诚。因此，我们看到信息时代已经带我们进入了越来越两极化的纷争，文化之墙可能会越来越高。
如今，我们正在用知识守卫我们的国界，而不是利用它进行跨国界的交流。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发现这两种知识正好处于墙的两端。如果我们想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就必须理解到底什么是文化。
民族是由文化形成的群体，群体对于人类生存非常重要，而知识则非常紧密稳固地存在于文化当中。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各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经过内部解码后的文化，他们以此来信任内部的人，但对外部人是不信任的。就算是自然科学领域也不能避免这一点。
因此，如果想推进这种开放型的知识，就需要理解它在文化层面上的状况和意义。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高高的城墙，也不是中世纪帝国，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要忘记正是维京人开辟了跨地区的贸易。因此，我们说的第一种知识，即生产性知识仍是紧紧的同这些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群体相关。
第二个层面的文化——大众的文化，通常被认为不具有生产性，甚至是很危险的。这些想法容易造成知识的贫穷，尤其是对大众消费者来说。为了把知识传播出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分配模式。知识需要被小心且详细地翻译，而当下的大众文化和社交媒体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连接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点。
因此，第一种知识系统可以从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学到很多。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事实上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问题，土著人口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外来人群、外来民族。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跨国界的对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第二个层面是在学术以及大众之间的交流；第三个层面是真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的交流，这当然包括外星人、机器人甚至是怪兽等其他物种。所谓的两种知识体系能否融合？我们或许应该用一些更寓教于乐的新理念和新方式将全球文化和知识进行融合，从而使它不再处于纷争状态。相信今天的会议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尝试。谢谢！
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知识的定义？
佐佐·帕帕查理斯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系教授
自从我开始研究网络媒体，就比较关注知识、信息和数据这三方面的内容。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互联网。很多人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时候全球只有不到1%的人在使用它，而我想知道互联网是如何帮助使用者与其他人进行连接的，同时我想知道互联网如何帮助人们来理解他们周围世界。
一开始，我发现，人们被满是数据的世界所吸引，利用网络与其他人进行连接，并且表达和学习。但这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数据是如何变成信息的？信息又如何变成知识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哲学家和思想者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技术极具挑战，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理解知识、信息和数据的方式，比如VR等各种网络技术，对我们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定义都提出了挑战。
问题是：这些新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对知识的定义的？
事实上，哲学家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知识并没有改变信息的定义，但是它可以改变知识呈现的视觉化和分享方式，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信息的肢体和信息的结构。
数据，是各种信号连接起来，能够呈现信息并对知识进行一种信号式的表达。正因为这种表达，知识才能够被创造出来，并且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什么类型、什么方式的信号，不管是说的、写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数据，都是我们讲述和沟通知识的方式。所以，技术其实是无法改变知识的定义的，但是可以改变我们沟通知识的方式。我认为社交媒体在今天贡献了“讲故事”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信息肢体的知识，一种电子的表达方式。
到底什么是口头表达呢？口头表达是用来形容对故事的讲述以及对知识的分享。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口头表达的特定方式，当下时代通常认为前一时代的讲述方式是落伍的。如果我们想研究新技术究竟给知识的沟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那么口头表达方式描述的就是沟通所发生的这种形式、结构以及语气。
例如《伊利亚特》本身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多年流传下来就变成了神话。这是初级的口头表达。实际上，这种知识是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的。而随着故事的讲述和声音的变化和重复，故事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伊利亚特》成了史诗。但我们知道，它的形式、结构和讲述方式是不同的，这种口头讲述的传统是可以进行传播的，听的人也会知道每次讲述的故事都不一样，这种延续性正是知识传播的最大特征。
与之相反，柏拉图认为书面文字是保护知识最好的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二个时期——次级口头表达。随着更多的故事被书写、被印刷、被散布，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到它。
次级的方式并不是进行讲述，它不再具有自发性，不再是每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故事是固定化的，是被证明过的，而且大家会认为被打印或印刷出来的版本才是真实的版本，所以很多研究都针对这些印刷版本来进行。
不同形式的口头表达，使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更真实的表达。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的方式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结构和特点。
知识还可以进行视觉性的表达，大家认为这种表达更真实，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讲更为优越。例如，我们会认为电视上看到的信息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会认为社交媒体传递的信息尤其是大V写出来的就是准确的信息。
尽管有不同的趋势，但我们发现对人类来说，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既要自发性口头表达也要真实性口头表达。比如当大众在听政治家演讲的时候，希望政治家不要太按照稿子来念，希望他能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同时，我们又期望他的表现具有真实性。所以，大众通常会对获取的信息进行验证，然后才会把它划定为知识。
我们希望自发性口头的表达与真实性口头的表达能够互相融合，两者兼得。我认为社交媒体是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它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行为和群体进行讲述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使自发性口头表达和真实性口头表达能够融合起来。次级口头表达可以保证稳定性，自发性口头表达可以保证用声音来进行，因此保留了其主观性。
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讲，故事通常都是根据数据来进行讲述的，同时我们把不同的数据拼合成故事在一起进行讲述。我们将世界连接起来，同时在解释故事的时候，通过对故事的解读来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故事本身和故事的讲述是两回事，今天的技术使我们的能力加强了，因此我们发现了这两者的不同。
社交媒体能够将人际对话的主观性、有趣性和社交媒体讲述故事的范式进行结合。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不是看到一个新的网络口头表达的诞生？
如果要更好地运用这一能力，我们就要一方面能讲好故事，同样也要当好听众。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故事，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分裂的、也有多元化的。我认为，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正好是前面讲的两种信息和知识之间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新的网络口头表述方式，把这些故事变成有用、有意义的知识。
到底什么是知识？所有的存在都是知识。那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呢？我们通向知识的路实际上是由文化引领的，也就是由我们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所引领的。技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也将我们连接到了一起。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些故事里存在的局限性，只有这样，这些知识才使我们变得更有意义。
和儿童一起做研究
张海波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大家好！我是张海波，孩子们都喜欢叫我阿波老师，今天下午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近年来开展的项目，叫做“和儿童一起研究”。我下午的分享将分三个部分：为什么？怎么做？带来什么？
为什么会想起做“和儿童一起研究”的项目呢？因为这十年来我在少年宫一直做儿童与互联网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每年我们都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做儿童上网行为以及网络素养状况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超过30万字的儿童上网调研和访谈资料。这两年我们正在跟联合国相关机构合作，做中国儿童和世界各国儿童的网络素养状况的行为对比研究。
有一天， 9岁的女儿到书房翻看我的报告，突然抬起头问：“爸爸，你们大人整天像拿着放大镜一样研究我们小孩，你们是弄不明白的。”我说：“为什么？”她说：“小孩才懂小孩，我们是从小玩手机的新一代。”
在这几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关于上网知识谁懂得更多的问题，家长和孩子都认为孩子懂得更多。去年我们在全国18大城市发放了3万份亲子问卷，当我们将儿童分年龄段和父母进行数字行为对比的时候，发现从13岁起，儿童加入的QQ群数量、交陌生网友的数量，以及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粉丝的数量，都超过他们的爸爸妈妈。
与这些数字化技能差异相对应的是，在儿童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这个问题上，大人和孩子存在着更深的代沟。
在我们进行儿童互联网研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在儿童研究中没有遇到过的挑战。一方面，如今的孩子在网络的熟悉和使用程度上大大走在父母前面；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大人，小的时候没有经历数字化的成长过程，因此缺乏对如今儿童上网行为感同身受的理解。基于这些原因，我和我的团队开展了“和儿童一起研究”的项目，我们想实现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传统的对儿童的研究，到我们和儿童一起研究。
怎么做？首先我们会招募10-14岁对研究感兴趣的孩子加入我们的项目，把他们组成调研团队，让他们在我们的研究框下自由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项目。有些小孩选择现在很火的关于小学生玩《王者荣耀》的调查；有的选择关于网上流行语言的调查等等。其次，我们的老师用孩子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方式给他们讲一些方法，孩子们自己亲手设计问卷，在自己熟悉的家庭、社区、学校开展他们的调查研究。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他们的报告，我们会为每个小组举行一个家长和老师都参加的发布会。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每个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内心都有一个预设或假设，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研究来验证修复这个假设，我们对儿童的研究让我们发现，大人对儿童的很多假设在很多时候看来是偏见。比如，我们都会觉得儿童上网时间太长，但儿童会觉得大人认为他们拿起手机就是在玩；大人觉得应该监督孩子，多教育他、引导他，这是家长的本分，而孩子则认为大人在变相监控。
我们的儿童调研员会对今天的网络世界和网络文化产品提出他们的看法。比如我们的一个调研小组说，今天有给儿童编写的童书、儿童食品，为什么互联网没有儿童的专属QQ和微信版本呢？我们开展这个调研项目之前，最担心的是很多大人认为让小孩进行研究靠不靠谱？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我们的团队、发布他们的报告，大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并且见证他们出乎意料地成长。
儿童研究能够带来什么？我们和儿童一起研究不是从小培养孩子像大学生一样写论文、像学者一样做课题，我们想培养孩子从小主动发现和思考的能力。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孩子滑动屏幕，世界信息便唾手可得。我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觉得所有的答案在网上都准备好了。然而，他们正在丧失提问的兴趣和能力，但如今的孩子要面对现在不存在的工作、要使用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技术、要解决现在大人都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不是霍金说的“逃往火星”，而是下一代的提问能力。我们不是要告诉孩子更多的知识、道理、答案，而是从小教孩子能够问更多更好的问题。
这样的研究同样能让大人获益良多。今天，我们如果不走进儿童的网络生活，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的研究就是大人和孩子敞开心扉走进彼此精神世界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儿童、思考这个时代，也反思我们的教育。
其实这几年和儿童共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经常与孩子们交流，我觉得这些所谓科技一代正承担着比我们的童年更大的压力。他们这一代的物质生活水平超过我们童年，但是他们内心非常羡慕我们小时候单纯的小快乐。我一直在想，当今的科技发展让社会的竞争更多、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科技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是什么？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科技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科技不但可以改变世界，而且在重新定义人性，我觉得好的科技一定是丰富了文化和人性，而不是限制和束缚我们的人性。孩子们的感受不禁让我们追问：人类科技为何出发？
我们今天进入一个“后喻时代”，社会变革巨大，大人、老年人要向青年人、孩子学习，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是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走进网络时代的移民，而孩子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对时代、对未来的思考，不应该将孩子看作受教育的对象，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伙伴。所以，今天我们更需要和孩子在一起。
比特重构社区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社区中间做大数据收集分析，通过大数据增加社区治理能力方面的研究。但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从社区营造上讲这件事情？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如何收集数据；如何能够不侵犯隐私地收集数据；又如何能够通过这些数据得到有用的治理指标和治理知识，这远比我们只是用爬虫到网上乱搜一通有用。因为爬虫搜下来的东西不见得对我们增加治理知识有帮助。
但是这马上让我们想到了刚才张海波讲到的一个事情，我们大人能不能进出儿童的比特社区之中，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而不只是想把他们的手机没收？同样的，我们也要思考是想要进入社区居民的比特世界之中，还是只是想把他们的手机收掉？
我以大栅栏社区营造为基础，开始谈大社区的治理。社区营造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解决社区的问题和事情。我们过去是“等、靠、要”——等着政府解决，还是社区居民能够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整套做法才能够实现我们这样的想法，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非常有效地进入他们的比特世界之中。做法很简单，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培训社区居民，了解社区营造和他们自组织自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陪伴，看到他们如何自我组织起来，发展下去。此外我们也要了解社区，所以需要各式各样的社区调查，最后我们要对整个事情进行评估，这个过程实际上很好玩。
我特别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大栅栏社区吸引了我们的团队，因为当初西城区很诚恳地希望和我们合作做一些事，我们就在西城区到处寻找能够跟传统北京文化结合的社区、老四合院。在进行了一些社区调研之后，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到大栅栏就不肯走了，因为他说在这里找到了老北京所剩不多的味道。
第一步，进社区后我们办了很多大栅栏市井文化讲座，也做了很多调查，包括定性、定量对社区人文地产的研究和对社区400户的定量调查，同时我们也对大栅栏老北京文化进行了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老北京的百姓在这里生活。
第二步，我们做的是培力，不断告诉愿意接纳我们的社区居民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社区发展的过程。在这些培力过程中我们把社区组织从种子开始培育成为小苗、再到小树，希望小树将来能够自我慢慢成长，承担很多社区里的工作。
当然，最后我们要进行微公益创投，在众多提案中了解他们到底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鼓励他们参加自组织培育的过程。最后我们得到了26个社区自组织，分布在整个大栅栏街道之中。在大栅栏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多今天的主题——文化如何跟比特结合。为什么？因为大栅栏这个地方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它也是徽班进京的地方，是京剧的发源地，社区居民仍然保留一些京剧文化传统的地方。今天还可以看到像梅兰芳等人的后代住在这些地方，今天为止还保留了京城文化的余脉，这很难得。今天很多大城区都是老建筑留下了，新文化进入了，又能看到多少老的传统还在传承着？
最后进入大数据社区治理这个核心议题。当我们有了26个社区自组织，我们不再拿着服务外包的钱做二、三十场活动带动社区居民。而是让社区居民自己做自己的育幼、自己的养老和大妈广场舞、京剧票社等等自我服务的活动。所以我们一年中会有将近300多场活动。
我们过去当然很希望这些活动能够都由我们的人员参与、辅导，跟着他们一起来进行各式各样的培育，使得他们能够继续自我组织自我成长。但是我们渐渐发觉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所以开始鼓励大家用微信。但实际发现，即使这个社区都是老大妈甚至80几岁的人，都还在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也有自己的微信群，只是不会邀请你参加。直到能够真正进入他们的社区培育他们、陪伴他们，走过这样的一段路。
在我们的团队和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进入到他们的心里之后，这些社群终于向我们开放，于是我们有了39个微信群，终于可以在毫不侵犯人家隐私的情况下收集到了700多位社区活动的活跃分子、社区能人，他们是带整个社区活化的比特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不但能让我们了解这些社区活动进行的状况，而且会帮我们形成很多社区治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人们平常的足迹全部在网上保留了下来。
原来我们还想要花一点钱鼓励大家在活动后把活动资料整理出来，把照片上传到网上。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的自拍每天都在社群中间互相传、互相炫耀，使得这个比特社区非常活跃。
最后，社区营造的核心是人。通过刚才一连串过程，我们希望社区居民都参与到社区活动之中。最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特别难得的，因为我们的社区营造竟然是从一个羌族部落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在灾后援建的杨柳村的羌族部落，这个缘分是无法通过大数据得到的，大数据也算不出来。谢谢大家！
开源的国故与博物
岳路平 策展人、开源村发起人
非常荣幸，昨天开幕的时候是单院长第一个演讲的，而现在我是最后一个演讲。那么，我就做一个首尾呼应吧。
在单院长的演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蓝天、红墙、绿地和黄瓦，后三项他都做好了，唯一无法保障的就是蓝天。
说到天空，有幅画值得一提。我们都知道，梵高的《星空》非常伟大，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梵高只是画了星空，而我们此时此刻就在星空里面，因为整个紫禁城就是仿照北斗七星做的。
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住在星空中的。你们可以看“旅行者号”拍的地球，这个暗淡的蓝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确生活在星空当中。
所以，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地球是一个村庄”，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既然地球是一个村庄，我们今天有云，云有乌云和祥云，我们的云是祥云，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腾云驾雾的街道与乡村。
目前，孙正义投资的OneWeb正在构建一个地球，这是一个通讯过程的全球网络。埃隆·马斯克也要发射4245颗卫星，让地球能够无死角的上Wi-Fi。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想象，整个地球就是一个通讯过程，这是我和吴岩老师及其他老师在西安做的“太空村论坛”所讨论的。我们畅想在太空环境里，比如月球和火星上，去建设乡村，建设开源村。
有了全球村这么一个概念，有了一个一切都是通讯过程的语境，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云端构建社区，整个地球、整个社交网络，包括Facebook、Twitter、微信等构成的社交网络环境。其实就是我们新的基础设施。
因为是基础设施，社区和乡村就是一个通讯过程。也正因为它是一个通讯过程，所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甚至是火星或者月球，我们都可以为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乡村设计WiKiHouse，像大百科全书一样。我们用维基的方式建造我们的房屋，甚至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我们并不停留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状态。我曾跟“中国创客第一人”李大维先生一起深入秦岭腹地，在金丝猴和熊猫生长的原始森林里，构建了第一个开源村。
看看这个开源村有什么构成？首先，它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微观装备实验室，它的口号是“几乎可以制造万物”。我们把软硬件工具和全球开源的网络引入乡村，并不是用外来者的视野改变乡村，而是用开源的工具和软硬件开源的支持系统，和村民们一起相互培力。
在开源制造的乡村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在乡村里构建一个无墙的大学，很多年轻人都到开源村里去，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学生，他们去构造能源、房屋、食物等开源项目。比如，我们可以用数控机床打印一个蜂箱出来吸引蜜蜂。
来到小岗村的旁边，我们还要打造的是一个开源连产共享制的乡村。这是社会企业版本，我们知道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经济实际上有商业价值。
如今，我们已和中国著名的“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一起，联合中国18所高校的青年创新者们，正在进行一个执行中的计划——移动中的地球村，要在中国13个乡村里面构建开源村。
实际上，开源村不仅是硬件，不仅是一个乡村的社区营造、比特社区营造，同时也是在云上面的一个开源设计库，包括维基百科开源知识系统，还包括CC协议。
去年，我们跟淘宝村合作，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亲自推动的“深圳国际创客周”，通过大赛的机制来驱动生生不息的新的比特社区的营造计划。同时，除了在地球村上构建开源的场景，我们跟北京的商业卫星公司九天卫星合作的“开源卫星创客联盟”，可以和小朋友构建10cm×10cm×10cm的卫星，不仅做STEM教育，同时还可以真正进入太空。
地球村正在被编撰出来，在全球有了一百多个村庄。基于此，我们在《腾云》杂志上面发表了一个开源村宣言，涉及到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身体，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语言，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乡村和都市。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是自动生成的，这个时代应该驱动想象力2.0，产生新的想象力物种。
今天，在故宫里，我还为大家绘制了一个《千里江山图》。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博物是什么？我们的黄道平面一开源，能否打破基督教时间的基础时空权利，让一切的民族、一切的物种，甚至包括科幻里面新的立法都能够开源；可不可以想象有万国、万物种、数以万计的春节、生生不息的节日——我把它叫做节日之间的节日。
设想，未来我们将在这个平面中运行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节日。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想法初步实现了，不久前我们完成了黔东南的苗族新年，未来，我们还将要持续不断的做很多的新年。
实际上我认为，技术就是一种文化，几乎没有文化不是技术。当我们认为技术要加文化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有光学幻觉，所以，开源村也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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